『杂 志』

咋老发布上

打工妹“衣锦还乡”记
 
 
 
这趟回家，卢青敏（音）带了一件鸭绒衣、一包阿胶、一只粉色的Dooney & Burke手袋（她工作的那家工厂生产的）、雀巢(Nestle)奶粉，还有一盒心型的糖果。她还带回人民币1,000元钱（合120美元）──她一个月的工资，却是父母种植一年棉花所得的一半。这些都是她带给家人的礼物。自己呢？她随身带了一部手机、一个MP3播放器，还有一面她不时照一照的化妆镜。

春节前一周的某个清晨，长途汽车带著她跨过长江。整整22个小时的归家之路就要结束了。从卢青敏工作的广东省东莞市到她在湖北省的家乡，一共1,100公里，要坐上一夜火车，然后转乘三趟长途汽车。从两年前离开家乡去东莞打工到现在，这是卢青敏的第一次回乡之旅。

长途汽车刚下高速，她就看见了妈妈。42岁的陈美蓉（音）是个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深陷的眼窝配著高高的颧骨。她笑意殷殷，但话不多。母女俩在镇上唯一的那条街上走著，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卢青敏一路说个不停。她想给家里买台DVD播放机，“再买一台饮水机，喝水就方便多了。”

回家了。一家人亲亲热热围坐在一起，吃著香喷喷的猪肝面。妈妈给阿敏的碗里卧了三只鸡蛋，欢迎她回家。父亲说起想买一辆摩托车，阿敏说那要8,000块钱。父亲说，不用，只要三分之一的钱就够了。“那可不好，”阿敏说，“难道你想一天到晚地修理它吗？”

饭后电话响了，是阿敏的朋友从东莞打来的。“我妈看到我高兴死了，”阿敏说，“爸妈都老了好多，房子也乱七八糟，很冷。除了睡觉，什么也不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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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1.14亿外来务工人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途中，农村的年轻人纷纷涌进城市，到工厂、餐馆、发廊和建筑工地打工。城里的工作很辛苦，工作条件也很差，但同时也是一段冒险的人生之旅，充满了机会。在城里，没有父母的指引和教导，这些年轻人互相帮助，介绍工作，逐渐适应新生活。

他们向著陌生的地点跋涉，前途未卜，心中只有一点从不更改：农村的家乡。在春节假日前后40天里，大约1.4亿农民工坐火车回家过节，比一个世纪以来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总人口的三倍还多。

回家探亲无疑是开心的，但也凸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种种冲突和分歧。在农村，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种地，晚上在一张大床上睡觉。长辈、一般是男性，往往是一家之主。长子有权管教下面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服从哥哥姐姐。客人往往不期而至，一呆数天，轻轻松松就能融入当地生活。村里各家都没有秘密，村民之间依照亲属关系互相往来。

但这套生活方式在城市里早已销声匿迹。在农村，农民工们正在渐渐为它划上句号。年轻人带著赚到的钱，还有接受的新观念回到家里，还有种种不为父辈所知的城市生活的秘密。他们曾经与陌生人同住，为工作和晋升互相竞争，与心爱的人约会。农村的生活已不能轻松带回他们已经放飞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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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敏回家的第一天呆在家里，给家人上了一堂现代化课。吃饭的时候，她鼓励父亲戒烟，告诉他用茶水漱口牙齿就不会变黑。她还规划著老房子的改善：添置抽水马桶和洗衣机，在门前铺上水泥路。（阿敏的故事本报去年11月曾作头版报道:中国打工妹的追求之路。）

在农村，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扔烟头这些都很常见。常常有人刚把屋里扫干净，一转身就把垃圾倒在了院里。阿敏在屋角放了一个塑料袋，让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把垃圾丢进塑料袋里。

卢家的砖瓦房是全村第一幢二层小楼，是阿敏的父母在1986年盖的。堂屋里一张饭桌，祖先的牌位靠墙而立，两边各有一间卧室。楼上是储藏室，堆放著大米、干柴、猪肉和咸鱼。还有满满一间屋子齐膝深的棉花包，这是今年的收成，还没卖出去。屋里是水泥地，但没有抽水马桶和供暖系统。冬天，在家里也要穿著厚厚的大衣，戴上手套。孩子们的手指常常冻得红肿。

阿敏回家第一天的下午，男朋友的电话就从东莞打过来了。“现在不能说，家里人多，”阿敏悄声说。她和21岁的阿杰交往三个月了。阿杰的家乡在另一个省，离阿敏他们村大约500公里。对阿敏来说，这段路坐一趟长途汽车或者火车就到了，但妈妈很反对，担心女儿嫁到这么远就再也见不著了。她希望阿敏和她一样，在附近成家。

阿敏骗妈妈说已经和男朋友分手了。因此每次电话一响，她的小秘密都可能会被揭穿。

第二天，她带上三个弟弟妹妹还有两个亲戚家的孩子，坐了一小时长途汽车，到武穴市玩了一天。她到这儿来是想给家里买点东西，给父亲买了几双袜子、洗脸毛巾、还有两瓶洗发香波。然后为饮水机砍了半天价，最后不到100块钱就买了一台。她还花20几块钱买了一个吹风机，又买了很多一次性的塑料杯。

两年前，阿敏到武穴来过一次。但去过东莞以后，武穴在她眼里就没什么稀奇了。“这里不好，”她说，“不像外面的城市开发得那么好。”

在网吧里，他们遇到了阿敏的高中同学胡涛（音），他仍在住在家里。他们在街上随便走著，胡涛问起阿敏工厂里的事。阿敏告诉他，工厂专门加工生产手袋，有5,000名工人，月工资人民币700-800元。

胡涛问她哪天回去？两周，她说──如果能顺利买到票的话。节假日期间，火车票非常紧俏。阿敏赌了一把，“你帮我们买票，一起走吧，我们厂还在招人呢。”

他们道别分手，阿敏洋洋得意。“他会帮我们买到回东莞的火车票。”胡涛会用自己在当地的关系，买到紧俏的火车票，而阿敏会帮他在东莞找份工作。这不过是她回家的第二天，就已经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怎么回去。

卢家七代人都生活在烈马回头村，这里的90户家庭大多数都姓卢。他们在山谷和丘陵种植水稻、油菜和棉花。平均每户的耕地不到半英亩，村民基本自给自足。在一个小庙中，村民们烧香祭奠著埋葬在一个长满松树的丘陵中的祖先。一句广为流传的古语就说道，终其一生而不出远门，就是幸福。

90年代初时，年轻的夫妇开始离开这个村庄，到高速发展的沿海地区打工。短短几年内，外出打工就变得非常普遍。村里的孩子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辍学了。阿敏的许多堂兄妹在12岁时就出去打工了。她说，在班上的27个小学生中，有10个已经走出去，不继续上学了。

外出打工者寄回的钱现在是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阿敏和先她外出打工的姐姐去年就向家里寄回了5000元（约600美元），而她们的父母卖棉花的收入大概是2000元（约240美元）。过节时，衣锦还乡的年轻打工者成了村里的主角。他们走家串户，炫耀著手机，对比著工作，讨论著男朋友或女朋友。父母们也闲扯著孩子们的工资和婚姻大事。

阿敏家共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这种情况虽不普遍，但在农村也不稀奇，在这里，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象城市中那么严格。敏和她的姐妹都上到初中或高中却非同常。阿敏的妈妈坐在窗前，一边缝著绒拖鞋，一边说，“我们把女儿当儿子一样看待。”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初高中毕业，这在她们这代人中也很少有。

她说：“村里的许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说法。他们说，女儿不用读很多书，因为她们要嫁给别人。但我觉得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强。”

阿敏和她的姐姐赢得了村里的尊重，因为她们在城市里都从事著办公室工作。村里也有很多其他人到很远的地方寻求发展：温州，坐汽车22小时；哈尔滨，坐火车30小时。阿敏说：“这是我们的信念，离家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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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前两天，阿敏惹恼了她的妈妈。阿敏的一个叔叔邀请全家吃团圆饭，这是节日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后来电话响了，来了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在武穴市开发廊的年轻漂亮的小姨邀请阿敏去逛商店。阿敏高兴极了。她的妈妈却不赞成。“为什么下雨天还要出去？”她认为拒绝了叔叔的邀请很不礼貌。

阿敏还是去了。她说：“得罪我叔叔的是我，又不是我妈妈，所以这同她没关系。”

她25岁的小姨黄彩霞来了，穿著束带夹克和绸缎裤子。她一进门就拿出了深红色的手机，令众人羡慕不已。在去市里的汽车上，阿敏告诉小姨，她正准备染头发，问小姨什么颜色最好。她还想劝她的父亲建一个室内卫生间。

阿敏说，他可以在那放一个洗衣机，还有洗澡的地方。他们还可以加一些瓷砖，这样就象真的浴室一样。小姨建议买个热水器，算下来总共要花5000元左右。

小姨说，在城市里住上一段时间后，人的想法就会改变。你就会不断想著如何改善在农村的生活。

阿敏的小姨和她的丈夫在城市工作，租了一间房子。他们4岁的女儿在村里同奶奶住在一起，但他们计划攒够了钱就把女儿接到城里。她丈夫的父母仍在耕种六分之一英亩的土地，而这对年轻人结婚的时候却没有从村里要一分田。

阿敏的小姨说：“村子还是家乡，但我对这里已经不适应了。”

除夕这天，阿敏走过长长的山路，给阿敏两年前去世的奶奶上坟。爷爷奶奶的墓前立著一块石碑，他们的坟相隔约5米远。这座山叫做卢林山。

老一辈人主持著这个仪式。家庭成员在坟前磕头，年轻男人在草丛中放起了鞭炮，象圣诞节的焰火一样。阿敏的父亲烧著纸钱，在坟前放上几碗糖果等祭品，并将家酿的白酒泼在坟前的湿地上，这都是给死者在阴间享用的。由于政府提倡火葬，每次土葬都要支付几千元的罚款。但村里的所有人，不管多穷，都要在亲人去世后支付罚款，进行土葬。

大年初一，村里年轻人的风俗是在山上的一个庙宇聚会。阿敏向庙里的捐款箱投了钱，然后问庙里的中年尼姑，能不能祈求一个好姻缘。尼姑把一块象征祝福的红布给了阿敏，然后把手放在阿敏的肩上，嘴里念念有词：“挣多多的钱，找一个好丈夫。”

这是阿敏第一次向观音菩萨祈祷。她也说不上相信多少，但这无关紧要。她说，即使不相信，也必须尊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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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阿敏不再提起她的装修计划。

在另一个村子，阿敏去看望以前的一个同学。这位女同学不在家。阿敏得知，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龄大一倍的男人，已经生了一个小女儿。一位邻居站在门前大声地讲著有关她的事情：“她丈夫很矮，又老又丑。她父母根本不同意这门亲事。”

对于这里的年轻女性而言，早婚就意味著告别了外出打工的可能。阿敏在走出村子时说：“她本来也有机会。我真的以为她会青云直上。”

初五，阿敏离开了家。她的同学胡涛带著票来了：到东莞的慢车，16小时，没有座位，但能在节后民工潮中买到票，他已经够幸运了。在当地火车站，两人加入到窄窄的检票口前等待进站的拥挤人群中。空气中弥漫著紧张的气氛：火车将会非常拥挤，要大战一番才能挤上去。警察来回走著，喝令旅客不要推搡。

火车到了，人们蜂拥而上，但几乎所有的门都紧闭著。人们挤到仅有的一个开著的门前。火车上的旅客手脚并用，阻止其他人上车。警察突然不见踪影。阿敏和胡涛跑到另一个开著的门前，终于挤上了车。

第二天早上，火车抵达了东莞。南方温暖的气候令阿敏不断抱怨著天气太热，全然忘记了她在家里的时候是多么寒冷。她和胡涛登上了驶往工厂的公交车。她要在工厂宿舍好好洗个澡，洗洗头，由于家里没有自来水，她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她还要好好睡上一觉。

在挤满返城民工的公交车上，阿敏感觉到这座城市现在已经成了她的家，农村的家已经渐渐远去。阿敏说：“我想我不会再回到农村生活了，家乡虽好，但只能呆上几天。”

华尔街日报香港时间2005年06月08日19:02更新

 

须知一个道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嫖。” ——题记 

趁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的机会,我暑假的一个 多星期是在上海渡过的。一天晚上没事,朋友约我 到一家有名的地下歌舞厅去喝酒,没想到居然认识 了些此道高手。 

叶强-----个体户: 

　告诉你吧,中国的妓女我们上海是发源地,早在 二十年代就有了,现在仍然是大陆妓女最多的地 方。我做生意去的地方多了,睡得女人也多了,但就 是觉得上海的妓女水平高一截,比较会来情绪,不象 北京的女孩那样直来直去,令人倒胃口。 

上海靠舞厅赚钱的女人有好几类:平时有较好 的职业,只是晚上出来混吃混玩的叫宵夜女郎,一般 只玩不卖,偶而接受一下亲昵也要看对象。长相漂 亮,或为演员或为港台商包了的,到舞场上为出风头表现自己的叫模特舞女。以伴舞为职业,兼带卖淫 赚钱的叫公共舞女,这一类目前最多,也最现代化, 打扮通常比较性感,带有BB机或大哥大,转场频繁, 挑肥拣瘦,极富商业意识。此外还有什么“混点舞 女”、“兼职舞女”、“钓鱼舞女”、“社交舞 女”、“打波舞女”等五花八门的名称,都我无法 记全。 

在上海,好的妓女一般都有自己的码头,找客人 也都是熟人介绍。比如希尔顿的多是复旦、同济的 大学生,为的是钓上只大鱼好出国,所以一上床就问 你能不能结婚、能不能做担保。华亭的则属赚钱型的,她们大多年轻漂亮,但文化程度不高,收入也不 多,工作不太理想,所以才白天在单位混一天班后, 晚上到舞场来兜生意。这些女人看准对象后,要价 很狠,一般都挑从台湾来上海做生意的宰,服务一 流,只要舍得给钱, 口交也干。舞场上打架的有没 有?怎么没有。上海舞场上的不成文规定是,已被人 请的舞女在舞场上,别人是不能随便再请她跳舞的, 因为请她的老板付了“台子”钱,她一切要听老板 的,否则就会出乱子。当然,如果你有码子和他交 换,而他又满意,当然不成问题。有些钱撑破口袋的 人,到舞场就是来扎苗头比势来的,常常互相攀比谁 的舞女漂亮,谁的码子穿戴时髦,谁最扎眼,谁就最 有份,也最舍得花钱。一晚上丢个几万块钱的大有 人在,同时包二、三个舞女的也有不少。 

你看到了,这歌舞厅虽然不在市中心,但每天晚 上顾客盈门、人满为患。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来这 儿的女大学生居多吗。你看她们都满可爱的,怎么 不令客人神魂颠倒呢。一般她们来的都比较晚,有 的是下了课才来,有的是在图书馆刚刚看完书。进 来后,往往各找各的熟主,没有的就开始撩逗男的, 若是被哪个人看中,就会双双步入舞池,慢慢地谈价 钱。 

当然,有些大学生舞女来这里,纯粹是为了混点 宵夜的,因此舞跳得很规矩,除了接受男舞伴买的饮 料和点心外,其它要求一律婉拒,很少给对方留下地 址或真名,散场后各走各的路。还有的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到这儿就是来显份 的,除打扮特殊层次较高外,有时还请被她看得起的 男舞伴喝咖啡或吃东西,当然也有卖身的,不过价码 很高,一般人不敢问价.听说一个获百花奖的女演员,陪台湾南部的一个富翁一块去了两天杭州,过夜 价是三万人民币一晚,还不算导游费。大多数舞女 层次属低挡的,她们来这儿就是来拉客的,她们在跳 舞时和男的很直接地谈价钱,女的讲清自己的“型号”,男的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感觉进行取舍,一旦谈 妥,便马上打“的士”去外面开饭,酒足饭饱之后, 就找地方做交易。有的到宾馆去开房间,有的到无 人的公园速战速决,有的干脆直接带客人回家,连谈好的饭钱和旅馆钱也一起赚的。这种女人,干好了 一个月赚个一、二万块钱没什么问题,家里人既使 知道也装不知道,或是干脆全力配合支持,上海人现 在是笑贫不笑娼,丈夫送妻子,老子送女儿到舞厅 “上班”的有的是。我怎么知道?在这种地方泡久 了,只要是女的一进这门,我就知道她会要什么样的 价钱。你看晚上十点左右退场的那帮男男女女,百 分之九是嫖客和打炮女郎。十二点以后走的红男 绿女,属于公共舞女和大款,因为他连她的后半夜都 包了,消费低不了。你问我是不是也在其中？不瞒 你说,我今天到这来只是玩玩,给刚到上海来做生意 的朋友找个伴游女郎。平常我早约好几个相好的打连环炮去了,哪有时间在这儿跟你胡侃. 

　　张宏海----出租车司机: 

　你问我们“的士”司机对舞女熟不熟？熟透 了。我们一般是守一个舞场,而舞女们也都在各自 的“势力范围”内活动,因此见面的都是熟面孔。 谁控制“势力范围”？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否则 我这车也别开了。我只说一句话,在大陆黑道如果 没有白道罩着,绝对成不了势力,如果都有了“势力 范围”了,那黑白两道一定都会有好处。我的话点 到为止,再多问请你去公安派出所问去。 

说起舞女,多数靠卖身营生,跳完舞就带着客人 出来,叫我们找宾馆或旅店去开房间,我们常常都带 他们到我们有关系的酒店,那里不会管他们要什么 证件,而且是以小时算房钱,双方都满意。有的则是专门要在车上干那种勾当的,这种人一上车我就知 道。他们一般上来后,就叫你往郊区开,要你找个清 静的地方。当到了没有路灯或浓荫蔽目之处,女的 便会说:“师付,请你停下车,离开一会儿啦,保证不会弄脏了。”这时的司机都会下车,找个地方抽支 烟,等估计那边的事干的差不多了,便走回来敲敲车 顶问是否完事.如果里面确实干完了事,车门就会打 开,先送女的回舞场,再送男的回住的地方,下车后除了车费还要多给七、八张大团结(七、八十块 钱)。如果你敲过车顶后,里面摇开车窗,从缝里塞 出一张大团结或台币,就说明里面还没完事或是还 没尽兴。那司机便只好找地方抽他的第二支烟。 

　说起\“第二支烟\“这个词,还有另一种含意。有 时司机送舞女和嫖客去酒店开房间,舞女有时会让 我们在楼下等着,通常是嫖客就住下不走了,又不愿 付包夜费,而舞女又恐怕太晚了叫不到出租车。等 最后送小姐回家时,有的舞女会说刚才没有挣到钱, 付不出出租车费,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姐撩开裙 子,让司机爬到后座去,再打一炮,以抵车钱。我们 司机管这种事叫“抽第二支烟”,因为“第一支 烟”已经被人给抽过了,舞女不给车钱无非是想赚 双份。而且越是熟的舞女,越会做这种交易,我们做 司机的也没办法,谁让她们是每天照顾我们生意的 主顾呢。 

对了,你问我这些事做什么?你可不要乱讲,今 天要不是你这瓶XO我也不会和你聊的。不是怕公安 局找麻烦,他们都知道,这是黑白两道的公开的秘 密。我是怕同行知道我多嘴,说我出卖朋友,弄得人家家庭不合,我老婆要是知道我常抽“第二支烟”, 还不闹翻了天.捅出去可不是好玩的,我就会被赶出 这地盘的,出租车司机中也有帮有派, 当然也“有势 力范围”了。 

我在这家舞厅前做生意已经三年了。什么样的 女孩没见过,不是吹的,上海的舞女许多都跟我睡 过。我以前是靠三轮车里起家的。你没听说过人家 说上海的一句俏皮话--上海一大怪,脚踏三轮比轿 车快。白天你信,晚上你不信？晚上也一样。不信 待会儿散场,舞客们一出来保证都抢着坐那种“麻 木专车”。 

　什么叫“麻木专车”？那是舞女给三轮车起的 专有称号,因为那时我和她们都很熟,彼此称兄道妹 的,一般她们带客人出来叫车时,都会顺便给我一瓶 啤酒或红酒,等他们上车后,我就边喝边蹬,摇摇晃晃,加上路面的颠簸,有一种麻木感,他们觉得很舒 服。为什么舒服？我那车做的特象英国十七世纪的 贵族的马拉车,色彩则完全现代派,现在年青的哥哥 妹妹们就喜欢这种超现实派的装饰,图个新鲜和刺激。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最关健的地方在后车厢里, 布置讲究,铺有地毯,放着一张高级沙发床,两个又 大又软的海绵枕头,并备有卫生用品。 

坐这种车绝不次于坐奔驰车的感觉,而且比坐 出租车有两大优点:一是坐出租车客人和司机之间 没有遮挡,一切行动都在司机的视线范围内,对那些 极不可待的客人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煎熬。而我们的车完全不同,客人把车厢门一关,我们蹬车的连 后面的说话都听不见,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躺 在里面晃晃悠悠,象个电动床, 两人干事更有刺激 性,还能听着城市交响曲,多浪漫。第二个优点是省时间,怎么讲法？现在做生意不都讲时间就是金钱 吗,舞小姐做生意也讲求时效呀。如果她们带客人 坐出租车,一定是去找宾馆开房或是到郊外找清静 的地方干事,很费时间。而我的“麻木专车”从上 车就可以开始干事,既不用开房间也不需找地方,更 不怕突然间公安查房或在郊外遇到打劫的,安全舒 适省时,并给客人省钱,主客双方都满意,何乐不 为。舞女如果运气好,一晚上可以做七、八个客人 的生意,钱赚大发了。当然我们也同时赚钱了,这叫 相辅相成,有钱大家赚吗。 

　去年秋天一个从台北来的客人,带着舞女一连 坐了好几天我的车,最后一次说我是天才,居然发明 出如此刺激的浪漫之舟,说他准备在台北林森北路 一带投资也做些这种浪漫之舟,肯定会赚大钱,于是就用一辆我现在开的夏利轿车,换走了我的“麻木 专车”,并让我在一份专利转让书上签了字。天知 道他发了没有,那女的倒是三天两头地问我他回上 海没有。你哪天在台北见到这种车,可别忘了通知 我一声。 

刘小明-----工人: 

我都快三十岁了,连一个象样的女朋友都没泡 上。到这儿来纯属无聊,但总比一个人躺在冷清的 床上要好。现在女孩子的眼光太高,都想找个海外 富翁,象我们这样的穷工人,连我爹妈都没勇气为我 找对象。我想凭我这一表人才,也许在舞厅里没准 能找个,已挣足了钞票想从良的女人,一举两得。我 一直认为我现在只是运气不好,说不定哪天就时来 运转。现在到舞厅来找舞女,就象到股票市场玩股 票一样,碰桃花运的机会还是有的.到现在为止,运 气还没到,只好在这里再泡泡。 

我第一次泡舞厅是十年前,那时我还在准备考 大学。一天回家,看到我哥正搂着一个姑娘在床上 滚,我第一次不是在录像带上而是在现实中,看到这 样的镜头,体内立刻有一种强烈的要求需要发射。 我哥见我发愣,就把那女的推过来让她亲我,…… 后 来我才知道那女的是我哥花钱找来的妓女.为了解 决我那抑制不住的冲动,就开始经常到舞厅“钓 鱼”。 

我是属于穷混的主儿,没钱也要买乐子。我一 天到晚上班很难熬,晚上不找个女人聊聊会很寂寞, 虽然我没有钱天天动真的,但搂住舞女尽情地打波, 还是消费的起。碰到好心的女的还会在价钱上打点折扣,免费送一夜的只碰上过一回。当然,搞栽的时 候也有。那天我请了个极丰满的小妞跳贴面舞,说 好三十块钱。我们慢慢地贴在一起,我的胸抵着她 软软的地方,浑身有一种麻电感,血管里流着的血似乎不再是液体, 仿佛全身在向上飘。我知道自己已 控制不住自己,眼睛偷偷盯着她的乳房,悄悄将手向 上移动二寸,趁旋转时把她的乳罩挑开。那舞女本 来就穿着透明的纱衣,胸罩一掉,前胸一览无遗.我使劲搂着她跳,并疯狂地旋转,直到舞曲停止,她才 发现不对劲儿, 底下裙子也湿了一片。她一把抓住 我要五百块钱,我当时兜里只有五十块,根本掏不出 她要的那个数。她大声叫场,招来了保安,将我臭揍一顿,脸肿了好几天。 

我后来倒卖点东西,赚到第一笔钱时,我就到上 海最好的那家帝豪歌舞厅去散心, 很快被一位漂亮 的小姐吸引住。她看上去二十不到,身材一流,一双 迷人的杏眼,在舞厅里左右顾盼,骚首弄姿,一看就是个雌货。我虽然在此之前从没真嫖过妓女,但有 经常打波的经验,也知道对付这种舞女的办法。于 是我为她要了好多饮料,花钱如流水,让她以为遇到 了一位阔老。舞会之后,我邀请她去外滩赏夜景。 在迷人的月光下,我开始恭维她的美丽,发誓一定要 娶她,并把她办到国外。那女的也许真的没见过什 么世面,连我给她的假戒指都深信不疑,并顺从地跟 我去旅馆开了房间。 

自从第一次尝到甜头后,我的胆子和性趣更大 了,几乎转遍了上海的所有有名的舞场,泡过的舞妞 也够一个加强连了。当然钱也花了不少,家里的彩 电都让我拿去卖了。在上海,泡舞厅撒钱的,做生意的占绝大多数。主要原因是目前养小老婆的代价太 高,费用和房子是一个主要原因,更主要的是怕老婆 知道闹事。而在舞厅里找舞女,是属于露水关系,不 会被对方粘上,而且服务按质论价,公平合理。别看他们做生意时,分分必争,一分一毛也不含乎,在舞 厅则是一掷千金都不会眨眼睛。古人都崇尚千金博 美人一笑的佳境,他们何乐不为。你别看那些舞女 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神气十足,如果他们不去搭里她们,她们就会孤苦零丁,还没钱赚了,她们是靠 他们,也包括我这样的人养活着哪。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也不算个真正的 男子汉,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年头有钱就是爷。 说实话,我眼见着舞女们赚钱来得那么容易,我都想 去卖自己。听说香港和台湾都有舞男,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受着性饥渴折磨的女性,却没有人为她 们服务？我就遇到过好几个舞女,她们都有很好的 工作和家庭,到这里来就是为解决性饥饿来的,不是 老公长期在外,就是丈夫那东西不好使。她们到舞 厅来既满足了生理的需求,又挣到了钱,你能说她们 堕落和不快乐吗？ 

关立宏------记者: 

我本来是专门采访社会新闻的,有关舞女的资 料,从公安局那里看到过许多.我们曾到某大舞厅做 过一次调查,在舞厅的317人中,女性有185人,已婚 的占69%,男性有132人,已婚的占90%.调查的结果,认为在跳舞后与舞伴发生性行为是“自然和健康的 欲望”的有77%,认为是“不道德的”只有2%,认为 是“发展情人的必要过程”有9%. 由此表明,舞厅中 的绝大多数人对性问题,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特别是女性比男性回答得更坦率。 

　有的女性在调查时说,我在家的男人对我很粗 暴,又不能多挣钱给我买新衣服,而在舞厅里遇到的 男人都很会温存,而且又有钱赚,我当然愿意来了。 有的男性则说他喜欢有齐人之乐的生活,到这里来可以使他保持心理和生理的平衡的生活方式,如果 没有这幽会的兴奋,情欲和占有欲的满足,生活就是 不完整的。也有的人干脆说,我来舞厅就是来找 “第三者”的,到这来找的人,干那种事,刺激！这 份调查报告,本来是准备发表的,但被上海市委宣传 部以影响不好给扣下了。 

　　舞女中也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在机关还是干 部,晚上衣服一换,摇身一变成了舞女。《新民晚 报》前两天还了一篇真事,说闸北区派出所扫黄, 在舞厅捉到的打波舞女中,居然发现民警的妻子也 在其中。他们没在旅馆中,捉到公安局长的女儿,已 经算是幸运了。如今,稍微长得好的上海女孩,除了 出国、嫁人、当演员,没有不去舞厅挣外快的。大 学生有没有？怎么没有,连研究生也不少呢,要不考 托福出国的钱哪来？她们的口号是:“宁可底下塞 个饱,也要往外跑”。 

　　我是通过另一件事才对舞厅发生兴趣的,那是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他做生意发了点小财,钱放在兜 里心里难受,便到舞厅里泡女人,没想偏偏遇到拆白 党。那天他陪一个舞女吃完宵夜,去了那女的住的地方,谈好价码就上床,没想到突然闯进一个男人, 手里还拿着杀猪刀,他中了人家夫妻的连环套,哑巴 吃黄莲,有苦往肚子里咽,不得不听由对方漫天开 价,掏光了现金并签了欠条才被放出来。回来后左 思右想咽不下这口气,又不敢去报案,想起我跑社会 新闻和公安局熟,就求到我帮他找个警察,教训对方 一下,他愿意付高价。我在市局治安处找了个日常 称兄道弟的警察,在我同学的指点下就去了那女的 常去的舞厅,很快那警察就泡上了那女的,几圈舞下 来就离开了舞厅。我知道他已经布置好了他的人跟 着他,为了不让其他的警察知道这是件私活,我按计 划继续坐在舞厅里观舞。 

　　这时,好几个女的都过来逗我,我都没理。一会 儿,一个满年轻漂亮的舞女突然走到我面前,要和我 跳贴面舞,见我犹豫便嘲笑我胆小。我这人吃软不 吃硬,心想反正我有警察撑腰,这么漂亮的女孩,不泡白不泡.那晚我不但跳了贴面舞,而且还跳到了那 女孩的身上。那一夜,我都是在那个舞女的身上渡 过的,领教过她床上的功夫后,我平生第一次觉得活 得很值得,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是我结婚七年所没有过的。就单凭这一点,我就认为舞女有她们存在 的价值。 

　　我碰到过恶的没有？碰到过一个。那是个很荡 的少妇,舞跳得极好。我们跳舞时她配合的非常默 契,嘴、手、胸、腿并用,弄得我那天情不自禁,发 誓非要上她不可。好不容易舞会完了,她嚷嚷着肚 子饿,我只好带她到酒吧宵夜,喝了不少酒。本想到 附近的宾馆开个房间,一解难熬之苦。无奈那少妇 说她是偷着出做的,怕万一让联防或公安捉到不好 办,非要到我家去。我当时欲火难耐,就糊里糊涂地 破例将她带回家。经一夜的疯狂之后,天快亮时,我 精疲力尽地睡着了。等中午睡醒起来,才发现屋里 凡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悔之以晚,又不可能报 案,只好自认倒霉,将来写这方面的报告文学时,也 许会写得更生动感人。 

 

中国与德国的经贸交往 

1949年以前的中德贸易

    中国和德国的贸易 往来始于16世纪中叶，德国商人裴迪南·克隆参加了葡萄牙商人同澳门的生意。1752年，第一条德国商船“普鲁士国王号”来到广州。19世纪中叶，德国开始向中国扩张，1860年，普鲁士邦“使节团”来中国，两国正式关系开始。1861年9月，德国迫使中国清政府在天津签订中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880年，复压中国清政府签订中国续约。此后，德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武力扩张，在华开辟通商口岸，设租界，强租胶州湾。通过贷款修建铁路、开矿、供应军火，扩大其在华势力。19世纪中叶，中德贸易增长较快，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德国占第二位或第三位，在英国或美国、日本之后。当时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有针、火柴、呢绒、棉布、灯泡、钟表、酒等。中国向德国出口主要是桂皮、姜、生丝和烟叶。

    德国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对华贸易主要为其战争政策服务，限制中国大豆进口，而代之以战略物资进口。1937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80%为钨砂，其余为锑砂、锡等，供应给中国的则是军火、机器、五金及化工品等。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同德国贸易额最高的一年为1929年，贸易总额为9700万美元，其中中国进口7300万美元，出口2400万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1949年间，两国贸易额萎缩。1947年贸易额只有18万美元，1949年为150万美元。

与原联邦德国的贸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最初两国仅保持民间贸易。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联邦德国半官方性机构—“德意志经济东方委员会”同中国的贸易代表达成协议，同意商签民间贸易协定。同年，由于联邦德国政府加强对中国贸易的控制，联邦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遂中止协定谈判。1957年恢复谈判，同年9月，中国贸促会同联邦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在北京商谈并签订了两国民间贸易协定，为期一年。

    此后，联邦德国曾试探同我互设商务机构，1964年联邦德国屈从于美国压力，未有结果。

    1972年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同年12月在北京草签了两国贸易与支付协定。1973年7月5日在波恩正式签署，有效期到1974年底。1975年10月，双方换文成立两国促进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混合委员会，规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1979年10月24日，两国政府签订中德经济合作协定，并于198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经济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1982年中国同联邦德国政府商签了投资保护协定、技术合作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与原联邦德国经历了间接贸易、直接贸易和发展贸易几个阶段。

    1949—1956年，主要是间接贸易，通过香港和英国转口。如 1955年，中国对联邦德国出口，间接贸易占88％；自联邦德国进口，间接贸易占80％。

    1957—1958年，两国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以后，贸易发展较快，直接贸易已占主导地位。据原经贸部业务统计(下同)，1957年贸易额为5700万美元(中国进口4600万美元，出口1100万美元)，1958年增为18600万美元(中国进口15500万美元，出口3100万美元)。

    1959年后一段时间，两国贸易有所下降，1963年贸易额下降到4660万美元。1964年起，中国开始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两国贸易额逐步上升。中德建交前，贸易额最高的一年为1968年，达27800万美元，其中中方进口21000万美元，出口6000万美元。

    自1972年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发展。1975年双边贸易额为27493万美元，其中中国进口18453万美元，出口9040万美元。此后，两国贸易额基本是逐年大幅度增加。1975年中国同联邦德国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与英国的贸易额。此后，联邦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共体成员国中，也是在欧洲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与联邦德国的贸易进一步扩大。据中国海关统计，1989年双边贸易额达49.88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1.2倍，其中中国进口为33.79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1.5倍；出口16.09亿美元，比1981年增加88％。这期间，中方一直是贸易逆差，而且逐年扩大。1981年中方逆差为5.12亿美元，1989年达17.7亿美元。

与统一后德国的贸易

    中德双边贸易自1950年以来，按当年价格计算已由1942万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43.8亿美元，增长740倍。从8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1998年中德贸易占中国—欧盟贸易总额的30％。

    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中德经贸关系陷于停顿。大约2年之后，自1992年起，中德经贸关系开始呈现全面发展势头，双边贸易于1993年突破百亿美元。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的数年中，两国贸易额不断增长，1999年又攀升至161．14亿美元，比1998年增长12.1％，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中国对德国出口贸易额为77.78亿美元，同比增长5.8％，进口额为83.36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与1992年以来中德贸易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相联系，中国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在提高，在德国的东亚贸易中中国所占比重已从1994年的23.5%上升到1997年的24.3%(包括香港)。自1993年以来，德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在1998年上半年第一次超过日本。

    近年来中国对德出口商品品种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是唯一成功地将出口结构由原先提供食品和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改变到工业产品领域的国家。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德国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商品为电工技术产品、五金制品、机械设备、纺织品、服装、玩具、皮革、土畜产品、食品、抽纱、化工原料等；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则以成设备和技术、机械、仪器、船舶、汽车及零部件、钢材、石化产品为主。

一个学科的构成，有史论和应用三个方面。传播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笔者从国外图书馆大量的传播学英文原著中，选了10种学界推崇的经典著作，不揣冒昧，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解读，推荐给中国读者。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此外，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学派则是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派。在芝加哥学派中，对传播学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之为“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的罗伯特．帕克。 

　　 帕克一生著作不多，别人说他是那种宁愿指导别人写10本书，也不愿意抽时间自己写一本书的人。除了博士论文，出版于1922年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他惟一的著作。他做过一系列的颇有影响力的报道，还出版过对自己学生书籍的介绍。但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还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早期美国传播学最重要的教科书和读物。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共四部分十八章。第一部分“移民报刊的生存土壤”，分四章介绍了外语报刊存在的原因，移民报刊的欧洲背景，移民报刊与相互融合，移民报刊带来的启示；第二部分“外语报刊的状况”分五章分析了广告，地方报刊的发展，都市报刊，都市报刊与战争，阶级斗争；第三部分“移民报刊的历史”，分五章介绍了早期移民创办的报刊，后期的移民报刊，报刊对其移民状况的反映，报刊的生存斗争，以及适者生存的结果；第四部分“报业控制”，分四章讨论了控制杠杆，海默林的操纵控制，对手宣传与政府干预，联盟控制。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作为一种民族担忧的结果而问世的，即担忧美国的移民可能出现的不忠诚。成千上万的德国裔美国人会忠诚于美国还是会忠诚于K.威廉?他们会扩散宣传，还是会从事破坏?帕克指导了对移民外语报刊的研究。他发现，意第绪语、波兰语、德语等报刊主要帮助近来的移民懂得如何在北美生存下来。很少有报刊鼓励对于原先祖国的忠诚。美国的外语报刊通过帮助它们的移民读者同化于美国文化，而逐渐地构成了它们自己的角色。 

　　 在美国，帕克是最早对少数民族(族裔)和传媒的关系展开研究的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新移民来到美国。如何使这些新移民同化，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排斥新移民的现象。帕克深入少数民族社区，在对数十种外文报刊进行调查后，于1922年出版了关于移民报刊的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反对压抑或控制这些报刊。他强调它们的角色有助于维护种族文化，并使读者透过家乡的语言而接触到大都会生活，使移民顺利融入美国社会中。帕克注重实证分析，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作为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他调查了芝加哥的贫民窟与当时颇为严重的犯罪问题。帕克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对日后欧美和日本等国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媒体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提到了传播学一直到现在还在研究的论题：媒体内容怎样影响公众意见?大众媒体是怎么被公众意见所影响的?大众媒体是否能够带来社会改变?人际传播是怎样与大众传播进行联系的?其对于传播的定义与香农后来提出的信息理论有相似之处。 
　　 
　　拉扎斯菲尔德的 《人民的选择》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对广播听众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到1937年在美国进行的“广播研究项目”和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研究，他通过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做出了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因果关系的推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合作完成的《人民的选择》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人民的选择》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 

　　促使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大众在总统选举中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诱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机器直接推动了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社会学家奉命研究士兵的士气，以使整个军队的精神面貌更利于作战；社会心理学家奉命研究政治宣传的有效性问题，以使政府的指令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深谙世界各国文化的人类学家则负责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减少美国政府在与日韩等国打交道时产生的摩擦。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为人文社科带来很高的声誉和愈来愈广泛的研究领域。基于社会需要的各种新兴研究领域也促使人文社科摆脱单纯的思辨式研究方式而代之以实证式的研究方式，因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被期待着对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或者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人民的选择》和实证派传播学都诞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人民的选择》对于传播学学术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观点的形成。 

　　 早期的宣传理论家支持强有力的大众媒体，但是，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在研究媒体对于选举行为、消费决策和其他类型的行为变化时，没有找到这类强效果的证据。开始怀疑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效果论的主要学者就是拉扎斯菲尔德，而正是他的伊利县研究引发了他的怀疑。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希望证实大众媒体在构成人们关于总统选举中如何行事的意向上具有直接的与强有力的效果。他假定，在总统选举的投票决定会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并会受到大众媒体中出现的有关选举问题和候选人的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却揭示了相反的事实：许多伊利县的选民在选举竞选开始之前就拿定了主意。600名调查对象中仅54名曾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而这些转变者当中只有一些人是直接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才这么做的。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个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那些个人，它们转而通过与其追随者的人际传播联系，即以一种两级传播流通的模式将这种效果加以扩大。 

　　 此外，将面对面的访谈和分组试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也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阅读《人民的选择》不仅可以对传播学早年的学科发展有清晰的了解，也能从中学到不少有效的研究方法。 
　　 
　　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我们许多人知道哈罗德．拉斯韦尔，大多是从其著名的5W传播模式开始的。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并清晰地阐释了5W传播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三功能说。 

　　 1948年，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论文一问世便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至今，学界仍给予它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纲领性的力作，一部传播学的独立宣言。甚至认为，所有的传播学研究都仿佛是对拉斯维尔这一论文的注释，因为它涉及了传播学中的许多基本内容。总体看来，这篇论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中的诸要素；二是从外部功能上， 概括了传播活动的社会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ef鄄fect)?这就是著名的拉斯韦尔5W模式，这个模式简明而清晰，是传播过程模式中的经典。后来的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各种修订、补充和发展，但大都保留了它的本质特点。这一模式还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这五种分析涵盖了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另外，它还导致了传播学对于确定效果的重视。 

　　 这篇文章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关于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 

　　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这三个功能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着眼的；1959年，查尔斯．赖特又从社会学的角度，为其补充了“娱乐”功能。由此，形成了传播学中经典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直到今天，它仍是传播学学生所必须学习的基本入门知识。作为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传播具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而拉斯韦尔的阐述，则为全面揭示大众传播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基础。此后，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了丰富和拓展。 

　　除了以上所说的5W传播模式和大众传播三功能说外，拉斯韦尔还在传播学领域做出了其他许多贡献。他开创了内容分析法，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他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则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而今天的宣传分析，已被纳入到了传播研究的一般体系中；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到美国社会科学，并使其与政治分析相结合，从而在社会层面上运用了个体内部的弗氏理论；他还帮助创办了政策学，这是一门整合了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行为的交叉学科。因此，虽然拉斯韦尔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传播学学者，但无疑在今天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弥漫着诸多拉斯韦尔的思想和作品。他的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和层面，他是当之无愧的传播学奠基人之一。

霍金斯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 

　　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的研究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是新闻批评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罗伯特．霍金斯和12位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大学里的一流学者共同起草的报告阐述了传媒机构自由与责任的相互关系。报告指出：新闻机构的自由应以推动民主政治、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如果新闻机构逃避它的社会责任则意味着将丧失自由。报告呼吁新闻机构要从道德、民主和自律方面改进自己的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报告提出的学术思想被传播学者不断地阐述和发扬，但对新闻界本身的改革却影响甚微。报告50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新闻界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从某种程度理解，这份报告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946年12月，针对美国新闻业现状，“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总报告书，194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自由而负责的传媒》(AFreeandRe鄄sponsiblePress)。报告认为交换消息和意见的言论市场已被少数经济、企业财团把持，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中，间接危害公众服务以及民主政治的基础。 

　　这本133页的报告书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论。提倡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主张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媒体对社会有责任提供确实和重要的消息，如果媒体忽略它的公共责任，政府可有限度地控制，同时新闻媒体在行使社会责任时，要进行自律，注意职业水准的品质，致力于客观公正的报道，使得人人有使用媒体的权利，新闻传播进而成为社会公器。此后，新闻界开始有了社会责任论的规范。 

　　《自由而负责的传媒》的目标是研究大众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对公众教育的角色，随着委员会对传媒质量和有效性的评估，委员会提出理想的传媒应该是： 

　　 1.对事情做真实、正确而完整的报道并赋予其意义，不但对事实报道，而真理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2.意见交换的论坛：应视大众媒介为一公正讨论的园地，形成一个交换、讨论及批评的场所。
 
　　 3.呈现社会现实情况：对社会及团体的活动实况做出确实反映。正反两面都应顾及，不可失之褊狭。 

　　 4.阐明社会目标及价值标准：澄清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表扬社会上善良的一面，使社会大众建立社会高尚的价值标准观念。 

　　 5.充分随时供应消息：对社会大众所需要知道的最新消息，做最充分而周全的报道，使大众能透过报道对公众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 

　　书中提出了很多目前还在困扰着新闻媒介的问题：报纸媒介拥有权集中在少数个人和公司手中；公众利用报纸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渠道仍然有限；能够拥有和控制新闻生产的人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的要求。它并没有简单地批判当时的媒介环境，而是为新闻和报纸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提供了建议，被称之为自由出版的社会责任理论。传媒应该实现下列政治功能：提供信息、启迪公众以使公众能够自我管理、监督政府。传媒如果逃避民主的责任将会失去新闻自由，传媒应该以道德、民主和自我防卫来提高自己的表现。 

　　50多年以后的今天，这份报告仍然对当今世界各国传媒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近年来许多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事实来看，传媒从业人员守则的制定、传媒评议会的成立、各大报公评人制度的设立、定期专栏批评同业采访和写作之得失等做法，无一不受这本书的启迪和影响，这是社会责任论思想的具体实践。 
　　　　 
　　霍夫兰的《传播与说服》 

　　卡尔．霍夫兰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毕生研究人的心理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研究说服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说服的方式、技巧与能力等。他是将实验心理学引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夫兰应聘担任美国陆军总部心理实验室主任，率领专家小组指导和研究美军的思想训练计划，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战后回到耶鲁大学，主持“传播与态度改变课题”，出版了一系列丛书。霍夫兰对传播学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二是通过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对否定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起到了很大作用。1946 年到1961年间，霍夫兰领导的“耶鲁传播与态度变迁计划”，完成了超过50项实验。他们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产生了一批关于态度问题的耶鲁丛书。1953年出版的《传播与说服》一书，描述了这些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结果。 

　　《传播与说服》中一系列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征：第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说服的定律。第二，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假设态度的改变是基于求变的动机强过不变的动机。第三，研究的方法为实验室的实验法。耶鲁研究并未使用传媒的讯息或宣传节目，而是使用人际的传播。少几个研究曾使用到录音的演说和画面的文件，但无益于大众传播的设计。当时的研究学者认为，说服的效果可同时适用于实验和自然的环境中，而实验室的发现自然可以应用在大众传播的说服效果。 

　  霍夫兰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类为传播者、传播讯息、阅听人以及阅听人的反应四个方面。在传播者方面，研究发现阅听人认为可信度低的消息来源较偏颇和不正常，但是，可信度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因为阅听人已经忘记了来源的身份，除非其身份再次被强调。就整体而言，态度的改变多是短期的效果。态度不难在接受信息后立即改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又回到原位。
 
　  有关阅听人的研究虽然不能定论，但很有趣。那些将所属团体的分量看得很重的人，不易受到与团体规范相左的说服信息所影响。在人格特质方面，自我评价低的人，容易受影响；而对他人抱有较大敌意或有精神性神经症倾向的人，则不容易受影响。 

　  最后，研究者在探讨阅听人反应时，发现主动参与的阅听人，比被动参与的阅听人容易改变态度。 

　　霍夫兰的研究在传播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研究焦点不在大众传播，但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了解说服的过程———这是大众传播研究中很重要的课题之一。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可信度、对宣传的免疫力、恐惧诉求、睡眠效果等等，都是引导后来研究的起点。 
　　　　 
　　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1948年，维纳的《控制论》问世。这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书，不易读懂。为了使控制论的观念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维纳在1950年出版了《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一书，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得人类在技术世界的环绕中更加有尊严、更有人性；而不是相反。 

　　这本书从技术谈起，逐渐将视角扩大到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包括人类与动物不同的学习机制、语言的机制和历史、信息的组织方式、法律和传播过程的关系、传播和社会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语言中的曲解问题等等话题。在书的后记中，WalterA.Rosenblith评价自1950年以来，这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众多科学家、工程师、社会学家、政治家、社会政策制订者看待技术进步中社会变革的方式。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本将熵和信息传递的概念贯穿始终的著作，并以此作为观察其他社会问题的线索。读这本书将有助于从更为深广的层面上理解传播过程的本质。 

　　维纳认为控制人们环境的命令都是人们给予环境的信息。这些命令和任何形式的信息一样，要在传输的过程中解体。它们一般是以不太清晰的形式到达的。在控制和通讯中，人们一定要和组织性降低与含义受损的自然趋势作斗争，亦即要和所讲的增熵趋势作斗争。 

　　维纳的论点是：生命个体的生理活动和某些较新型的通讯机器的操作，在它们通过反馈来控制熵的类似企图上，二者完全相当。它们都有感觉接收器作为它们循环操作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二者都以低能级的特殊仪器来搜集外界的信息并以之用于操作中。 

　　维纳区别了单向传播的“消息”和作为“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即信息。消息，只是从消息的发出者抵达消息的接受者的单向的过程；而信息，则是对一个消息刺激的反应的再提取。但是，这个过程显然不能无限地夸大，即不能以为获得消息的过程会忠实地反映外界的确切知识。事实上，维纳的反馈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此。维纳认为，消息有天然的“磨损”倾向，有天然的“增熵”趋势，有增加混乱的必然。反馈的作用就在于同这个“自然的增熵趋势做斗争”。 

　　信息的传输其实比实物的传输更为重要，主要是因为信息的传输是人的感觉和能力的延伸，可以从一个世界延伸到另外一个世界。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且在传输信息的过程中还伴随着人类所特有的人文的东西，人之所以有人的用处主要在于人有区别与其他物体和生物的道德、人格、灵魂、精神、记忆等精神活动，抛开这些来谈论 信息纯属无稽之谈。 

　　一个体系抵抗组织程度衰变的重要方法就是保持开放，这就是维纳的结论。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调节体系内部变量之间的综合，抗拒组织解体的自然趋势，是保持体系充满活力的重要途径。 

　　传播学对控制论的运用是普遍的，现代传播学中的制度、规范、法规、政策与管理，受众与传播效果等几乎所有的宏观、中观和微观，无不渗透着控制论的观点，控制论对传播学的重大的贡献是把反馈的概念引入了传播过程的研究，这对于认识人类社会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和互动性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学》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 

　　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 
　　　　 
　　施拉姆编撰的《大众传播学》 

　　194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因需求量太大，1960年又出了修订版。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施拉姆建立传播学体系的基础，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权威和引用最多的作品。 

　　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可以看出，当大多数人对传播学这个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通过这本695页的著作从8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如此，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 

　　 施拉姆的学生、传播学者坦卡德曾经对施拉姆有过这样的评价：“施拉姆对这门学科的最大贡献或许并不在于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很重要，而在于他对传播的核心问题所勾勒的学说框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使这门学科得以完善。” 

　　施拉姆在其最后一部手稿中对传播学的未来曾做出这样的预言：传播学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一个合并和重新确认的阶段。在那时，现在被称为新闻学、言语传播学、电影学、大众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大学机构将合并成被简单地称为“传播学”的更大机构。这种名称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过去与传播相关的机构的区分———它是以传播渠道为基础，以立于每一种传播渠道背后的媒体产业为基础———将不再受到重视，以便有利于围绕传播学的核心范式建立一种理性的统一体。  

　　我们欣喜地看到，施拉姆的预言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成为现实。 
　　　　 
　　麦克卢汉的 《理解媒介》 

　　《理解媒介》是传播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媒介研究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克卢汉的成名作。在这本书里，作者首创了当今习以为常的术语“媒介”，提出了今天的媒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概念“地球村”、“信息时代”，阐述了“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热媒介与冷媒介”的学术观点。 

　　从1953年到1955年间，麦克卢汉主持了多伦多大学一个跨学科的文化与传播研讨会。同时，他还配合人类学家卡本特(EdmundCar鄄penter)创办了《探索》期刊。这是一本研究人类传播学的刊物。期刊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传播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改变人类感性和人类关系。考虑到识字和识字偏倚的根深蒂固，认为进行可观探索的最终方向是探索原始社会的语言和传播系统。这种研究方向，与麦克卢汉后来在《媒介即信息》一文中所说的研究媒介要与媒介保持距离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60年代，是麦克卢汉的理论成熟和高峰期。1962年，麦克卢汉出版了《古登堡星云》一书，对拼音文字和印刷术在感官和文化上的影响作了详尽的论说。 

　  麦克卢汉的主要贡献是在传播媒介的研究方面，1964年出版的《媒介通论———人的延伸》一书代表了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最高成就。 

　　这本书基本上概括了麦克卢汉关于传播媒介的主要观点，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媒介的定义、性质、特征、作用和分类的认识和阐述。 

　　《媒介通论———人的延伸》全书分两部分写成，第一部分是理论阐述，分七个方面阐述麦克卢汉的主要观点，包括“媒介即信息”———定义媒介的一个新视角；“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介分类；“过热媒介的逆转”———媒介的发展趋势；“小玩艺爱好者———麻木的自恋”———任何技术和发明都是人体的延伸或截除；“杂交的能量———危险的关系”———一种媒介是另外一种媒介的内容；“作为转换器的媒介”———媒介形成了人与自然世界的一个拟态环境；“挑战与崩溃———创造力的报复”———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第二部分是具体分析，以第一部分的理论为基础详细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传播媒介。书中讨论的26种媒介，构成26章，每一章的小标题都用了一个比方。麦克卢汉陶醉于使用大量的隐喻来界定他理解的媒介概念。隐喻使艰深的理论和观点形象生动，但又使之晦涩难懂。从他对媒介与人类文明的广泛联系来理解，麦克卢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尝试用他的媒介解释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他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新鲜有趣的历史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份当代国际传播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这份报告是隶属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对世界信息基础组织结构和传播资源进行三年调查研究而得出的成果。该报告倡导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主张通过放松版权法规，促进信息传播技术自由交流，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出版业发展，及更多的传播资源共享等措施来改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传播资源不平等的状况。 

　 “新世界信息秩序”(NWICO)的论争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NWICO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作为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孑遗和延续，现存的国际传播秩序维持并强化了国与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传播结构当中暗含的逻辑还构建了南方对北方的依赖模式，该模式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必须建立起来以取代现有的旧秩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在简介部分，报告表达了传播作为基本个人人权同时也是所有国家团体集体权利的基本信念。从第二部分开始，报告分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委员会对世界信息传播结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最后部分则概述了一些调查未能涉及或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强化相互依存性，加强各领域的合作，采用国际的传播标准和手段，新闻的收集和分发方面需重视的问题，注意被忽视的信息盲区，更广泛的资金来源等。 

　  我们可以看到，《麦克布莱德报告》既肯定了结构主义者眼中的国际信息模型，又介绍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自由主义主张。该报告在意识形态上尽力不偏不倚，在问题的分析过程中也更多地采取了微观而实际的视角。在同年的第21届教科文组织贝尔格莱德大会上，含改变信息不平衡、保护记者权益、消解信息垄断、保障信源多样化、尊重不同文化等建议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得以顺利通过。 

　　《麦克布莱德报告》作为全面反映新世界信息秩序之争的文件，在学术方面是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该学派在承袭马克思关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的同时，还密切关注现代跨国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在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受益者无疑是代表垄断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难以避免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跨国传播时代，信息和国家主权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信息主权”这一概念也逐渐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浮出，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弱国在其信息主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仅在政治方面受到压制，在经济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维持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文化的整体性和统合性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信息主权问题的关注，又可以引出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 

　　该研究将“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简而言之，发达国家的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以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的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人类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抹杀和威胁甚至引起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警惕。 

　　国家间信息鸿沟的加宽亦是阅读或研究《麦克布莱德报告》者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时至今日，《麦克布莱德报告》并没有丧失其重要意义：全球范围的信息结构不平衡如故，而愈加猛烈的媒体融合兼并浪潮以及强大的新媒体技术则不可避免地加深着南北双方的信息鸿沟。至今仍在定期召开的麦克布莱德圆桌会议宣布《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原则与主要提议仍如10年前那样意义重大，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已超越发展中国家的范围，而扩展到了更加广义的全球层面上。

 

如果我疯了，你跟着我疯就不是我的问题。芙蓉姐姐没疯，木子美没疯，竹影青瞳没疯，李银河没疯，红衣教主、菊花姐姐更没疯……演戏的没疯，看戏的疯了；人没疯，媒体疯了。这是个以猎奇、自虐、变态、扭曲为乐子的舞台，戏子已经不重要，作祟者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传媒。忍不住想唾两口，全当我也是个颠子罢！ 　　 　　社会的文明与民族的文化，在长久的推演之中显得不再重要。在一个崇尚物欲、追求金钱、迷醉奢华的社会风气中，道德两个字被扔到了下水道，传统观念也已不合时宜，钱成了唯一的信仰。不仅仅是社会元素人如此，社会构成单元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习惯商人的尔虞我诈，不习惯老师的坑蒙敷衍，我们可以习惯官僚者的颐指气使，但不习惯医生的横眉冷眼……我们可以习惯非文化机构的丧尽良心，但不习惯文化传媒的卖春行为。木子美从媒体身上找到了土壤，芙蓉姐姐从媒体身上得到了成长，菊花姐姐在媒体的肚脐周围舞蹈，红衣教主在媒体的腰带上高歌……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都是女性？ 　　我们处在一个屠杀传统文化的时期，最朴素的道德观念被嗤之一鼻，最基本的价值规律被不屑一顾。那么，炒这几个人最大受益者是谁？对社会，传播恶俗，演化扭曲，影响观念，除了能让明白者咧嘴一笑外，不明究里的孩子们、各类思维尚在成长的学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扭曲的所谓“勇敢”一定程度上会误导更加泛滥的模仿和追捧；对本人，滋长变态，帮助炫耀，催化膨胀，最终也不过是一玩偶，以此成“名”，连走路都得小心被人扔鸡蛋，除了能满足短暂的虚荣心外，收获的只会是无聊之后的空虚。既然如此，为什么媒体还要热捧紧跟？没有别的解释，因为最大的受益这就是媒体本身。 　　 　　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种商业化手段推陈出新，三番五次的拿女性作为玩偶，更是显示出了我们根深蒂固的男权思维，而媒体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大行其道，值得深思。有跨国公司广告总监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指：在中国，做广告不要讲究艺术，人都可以为猪饲料身临其境的说感受。这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至少是一个侧面，我们已经把浮躁当成了家常便饭，把轻薄当成了习以为常，而文化也是如此。把那几千年的文明都扔了吧，把传统的精髓都丢了吧，眼睁睁看着大人小孩都在为韩剧唏嘘不已，却浑不知一部红楼写尽世上悲欢，文化载体在反复的上演着媚俗、美化着丑恶、滋养着邪念。点击上去了，人气上去了，发行上去了，眼球上去了……但社会责任被抛弃了。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这是一句针对个人修养的话，对于目前如苍蝇般急着寻觅肮脏以达到炒作目的的媒体，应该也很有用。当媒体没有了社会责任，就会变成芙蓉姐姐等人的牌坊！无论从任何角度出发，看似正常的追捧跟进其实早已扭曲，由大而小，媒体作为大，已经为人群的疯狂猎虐心态制造了环境。同样，由小而大，上面的媒体饱了，下面的受众没饱。 　　 　　 　　既然上面饱了，为何下面没饱？这似乎不合情理，但恰恰相反。有这么一则小段子，谈个年代爱情特征的：七十年代并排走，八十年代手拉手，九十年代口对口。而另一则故事：村里有人下地干活，牛拉了一坨粪，用木棍划个圈，过几天去还不会丢掉。 　　 　　我们的观念变了，十多年前有人找小姐会被鄙视，现在没找过小姐的会被耻笑；几年前背叛妻儿老小与人鬼混会被谴责，现在有二奶会被人觉得这人有本事；几年前男女淫乱会被唾骂，现在一夜情可以冠冕堂皇变成小资；十多年前坑蒙拐骗会无脸见人，现在只要弄到钱就被崇拜；十年前上大学众人向往，现在“四年大学顶个球”……每一个被热炒的，无一不是戴了顶文化帽子，木子美是某杂志编辑，竹影青瞳是某高校老师，芙蓉姐姐甚至是徘徊在清华园数年，红衣教主是董事长，菊花姐姐是名校生……李银河更是性学权威，还不忘为木子美摇旗呐喊，真不知道是谁沾了谁的光？！今天还看到南京某名校毕业的热能博士在街上乞讨的报道，对媒体来说，比当初北大硕士卖猪肉的报道料要猛得多，估计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番猛炒，浑不知这是一种悲哀。 　　 　　人和人之间，也逐渐的变态了很多。友善，和蔼，亲近，互助，早都成了最弱势的传统，而猜疑、嫉妒、攻击、恶意成了强势的存在。芙蓉姐姐出现的唯一好处就在于她成了一面反衬恶俗的镜子，当她客意制造的丑态百出，被四处传播观摩耻笑欢呼时，悲哀的不是芙蓉姐姐这个符号，而是奔走传看的众看客们！别人的丑陋和拙劣有什么可称道并流传的？对其报以鄙夷的同时，品头论足成了习惯人们思考过自己这种心态正常否？木子美以日记满足了广大看客的淫虐欲，竹影青瞳以裸照满足了广大看客的窥探欲，那么，芙蓉姐姐、菊花姐姐、红衣教主的参与媒体节目，是不是为光大看客满足了丑态欲呢？这三个人能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并被广泛传播其演姿，出现是媒体的悲哀，传播是看客的无聊。她们没有权利支配看客的眼睛，却在不经意间撩拨了看客的神经，哪些衣贯楚楚粉面油头的所谓专家评委们，笑姿与语言不比前面表演的几个人恶心，可惜没有人去注意。 　　 　　我不知道芙蓉姐姐是否满足了，但估计商业操盘者们没满足，按照正常发展轨迹，或许也会有经纪公司继续发挥她的潜在价值，走怪异化路线让她成为另类明星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这毕竟是假设，媒体绝对不会把她当宠儿，新近的报道已经开始揭短了，祖宗十八代被挖出来的可能性都有。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看客的心理，恨不得有发现女主人公练过葵花宝典，或者曾在西湖和白娘子一道修炼，就连这女孩子的内裤，都被唐诗宋词包围着。我很担心，哪天忽然看到一则报道，非说女主人公爱上了一条公狗，看客们才可能会拍手叫好并奔走相告。 　　 　　所以，从看客的角度出发，如果媒体上面饱了，看客下面没饱，如果看客上面饱了，媒体下面没饱。概括起来：上面饱了，下面没饱。道理可能就是这么来的罢！ ＝＝＝＝＝＝＝＝＝＝＝＝＝＝＝＝＝＝＝＝＝＝＝＝＝＝＝＝＝＝＝＝ 网络高手安替的一文： 善待芙蓉姐姐，拯救中国命运 我真的没有见过清华、北大这么贱的大学生，我真的没有见过《新周刊》这么贱的媒体。 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清华、北大当时很多网友都在自己的msn上面、在自己博客上面，挂上小花，悼念在封网和实名制下不得不关闭的“水木清华”。当时很多国外的朋友很激动，说中国大学生依然有着自由的火种，我当时就说，呵呵，这些学生很好搞定的。很快抗日游行就到了，那些小花啊就消失一半了。然后芙蓉姐姐就在清华和北大的BBS上捧出来了，挂小花的大都加入芙蓉帮了。 这么快就从哀悼自身的悲剧转移到了嘲笑别人的悲剧上了，都不要麻烦政府做说服教育工作了。从此，被封和实名制下的校园内部BBS就成为网络的常态，下一届的学生会以为，天生网络就是被封和实名的了。热血在这代大学生中，就是一个憋了再久也会放掉的屁。 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这些月来，作为媒体的我们接受到了一个禁令接另一个禁令，我们甚至还有同志尚且在狱中，需要2000多同行呼吁释放。中国媒体从业人员本来就是一个悲剧，就是身不由己，就是下贱到底。现在芙蓉姐姐出来了，竟然《新周刊》以“贱文化”这样的名字来嘲弄芙蓉姐姐，竟然有性侮辱、完全可以因此获罪的PS芙蓉姐姐照片会出现在各大网站上面。一个不敢捍卫人民权利、不敢反对压制的无能中国媒体，在嘲弄一个女人的时候，竟然可以不顾炒作的伦理底线。这叫什么？这叫无能的贱人只会欺负女人。 我一直说，一个自由社会中，帕帕拉奇（狗仔队）和普利策都是需要的。在一个无法做出普利策报道的新闻界中，每个成员都是有原罪的；当你作帕帕拉奇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你是不是欺人太甚，过了底线？ 在木子美走红的年代，我也促成了外电对她的报道。木子美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国内媒体是被她欺负，国外媒体是给她相当的尊重，她拿捏媒体的能力也促使她成为世界博客大赛的评委，以及目前博客中国的市场部经理。而芙蓉姐姐呢，《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很真实，她真的是一个自我认知有障碍的人，逐步进入了媒体设的一个局。她除了自信一无所有，她现在自得其乐，“永远有多远，我就红多远。”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媒体想欺负多久，她就红多久。”等到媒体厌倦了，她就被彻底打破所有的梦想。 做人要厚道。如果我是芙蓉姐姐的朋友，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在把握现在的知名度同时，也要为未来做打算，让自己在被媒体忘记之时，能顺利走上下一个台阶，不要让人生就此中断。高处不胜寒，当某些媒体把芙蓉当猴耍的时候，难道不怕报应吗。 更重要的是，今天看芙蓉姐姐接受采访的视频，我突然意识到芙蓉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中的芙蓉姐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是一个认知有障碍的国度，她会经常宣布自己的人民最幸福，而不顾任何恶劣的人权记录；她也会反复宣传自己的奥运体态多么S型，而不顾她自己其实是千疮百孔；当国际媒体炒作性地说中国是世界的未来领导的时候，她也会说，“永远有多远，我就红多久”。 那么我们对芙蓉姐姐还有什么好嘲笑的？其他国家不也是这么嘲笑我们的吗？主说，只有没有罪的人，才能用石块砸那个淫妇。 好好对待芙蓉姐姐吧，因为她的命运就是我们命运的寓言。如果我们能帮助芙蓉姐姐渐渐接触大地，那也许我们也能找到我们整体救赎的可能。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嘲笑芙蓉姐姐的愚蠢和下贱，那么到哪里还能找到比我们更愚蠢下贱的人？

 

陈平原

前些天，我回广州参加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所见所闻，大有感触。好多问题，大家提出来了，希望我解答。我不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但这些问题凸显了中国大学目前面临的困境，必须认真面对。先说说到底哪些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第一，不断有回来参加庆典的校友询问校长，我们学校排行第几？校长明知这种问法不科学，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挑最好的排名来答复。大家知道，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位置不一样。不仅校长，各个院系的主任，都说排名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大学排名，如今成了各大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甚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例外。 

第二，前些天报纸上说，英国的《泰晤士报》推出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北大排名第十七，清华名落孙山。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周星驰版？因为，第一，北大没那么好；第二，清华没那么差。北大清华，伯仲之间，如果强行拉开距离，那肯定这评判有问题。 
     
第三，2001年，中大校方在校园里发起关于“中大精神”的讨论，据说效果很好。大家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即，你怎么看待这场大讨论？ 

第四，开完庆典会，我顺便到一所师范院校演讲，谈大学精神。开放提问时，有学生希望我谈谈陈寅恪先生，如何评价他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主张。我问：你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也都喜欢谈陈寅恪，这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 

第五，老同学见面聊天，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忧心忡忡的，他们问我：为什么大学老出事？一会儿北大博士生录取有争议，一会儿北航招生大舞弊，一会儿南师大女生陪舞，一会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虽然大学毕业20多年了，但说起大学，他们都有一种青春想像，觉得大学里的教授们应该很纯洁、很崇高的。怎么现在变得乱七八糟的，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好吧，就这些。这么多问题，你说该怎么回答？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下面我就试着略作解释。当然，好些是说开去，不是直接针对这些提问。 

一、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反过来，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大学排行榜疑似付费广告》，《北京晨报》2004年11月17日）。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的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都看不懂。形形式式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你问我大学排行榜好不好，这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外国，北大在清华之上。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这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照这样算，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里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你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难怪不能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不靠统计，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呢，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中华读书保》2004年11月10日））。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不可，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互相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七十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就职演说》）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在此之前20年，即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大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于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也包括学生。因此，我对于目前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二、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都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盖莫例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也应尽量避免“定于一尊”的思路。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大家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而且，很容易变成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奋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 

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表面上境界不高，其实大有深意在焉。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三、关于大学故事 

讲述大学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翻阅了好些东京大学百年校史资料，也读了其他各国大学校庆的出版物，对此很感兴趣。几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出版，因其中谈及我对校庆出版物的兴趣，不断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此类东西；上海有位朋友，还专门帮我收集世界各国大学的校庆纪念邮票。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者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一套“老大学故事丛书”；而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还有好多谈论大学的丛书，也都是这个路数。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关于大学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共十二种，除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讲的，大都是大学该如何管理这样的问题。就学校的组织及管理者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这个研究，虽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学。好在我也不想挤进教育学家的行列，我讲的是人文，涉及文学、史学、教育等。换句话说，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专业化的、只能由教育学家说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还有做其他专业研究的学者，都来关心教育问题，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里面来。这两年，也有不少教育学教授认可了我的研究，说我的文章写得有趣，不像他们谈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的那样坚硬。不仅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学家也能同意：“大学故事”同样可以成为大学史乃至教育学研究的课题。 

我这样提问，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突兀：在大学里，谁最关心、而且最能影响大学传统的建构以及大学精神的传递？是管理者，还是大学生？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承认学生们在承传大学精神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你就能体会到我所讲的大学故事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学都建立了校史馆（室），校方有意识地建构历史、表彰自己的光荣传统。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当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这种颇具学术色彩的聊天，没人强制，纯属自发，带有自娱性质，但褒贬之间，大有讲究。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神聊”而得以延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学四年，即便没有专门的校史教育，单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能让你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有所认同。假如你在首师大、华师大或北京大学念了四年书，还没听到过此类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学校太刻板，要不是你读书太不灵活。 

这些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比那些确凿无疑的口号、校训更实在，也更有用。它经过一代代教师学生的选择、淘洗以及再创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说“再创造”，那是因为，大学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长，都在起伏与变形。我在北京大学教了20年书，经常有学生问，老师，听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是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不能说毫无踪影，但想象发挥的成分很大。如今，我们也成了学生编造故事的对象。我相信，这些故事，日后有少数传下去，绝大部分则很快被遗忘。其实，常被提及的关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等人的故事，也都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开去的。人的“记忆”并不简单，有很大的选择性，我们只记得我们愿意记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如果没有影子，胡乱编，传不下去；编一个跟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传不下去。别小看“口耳相传”，就像民间文学一样，它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或许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当人家要我讲什么是“北大精神”时，我总是掉转话头，给他们讲几个北大的故。听完故事，学生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老师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举一个例子，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那种情况下，我通常举蔡元培。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比如扶持新文化运动，还有他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除此之外，我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观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记得辜鸿铭的故事，还有林纾的故事。虽然“逸事”与“正史”之间，有不小的缝隙（参见《老北大的故事》28—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但大致的精神没错。另外，他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也是大家乐于传诵的。这些事情，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故。一定要说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对各种各样“主义”的提倡。今天我们提到新文化运动，往往只强调“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实，当时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同时在北大出现，任由学生自主选择。大学不同于中学，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自由竞争，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来，就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学生成长了。尽可能让学生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这是大学的任务。像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我认为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所谓的“北大精神”。 

现编的故事也好，流传久远的传说也好，学生们听了，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行了。有趣，耐读，让人浮想联翩，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这样的故事和传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当然，讲述大学故事，必须经得起听众的考验，不能做成纯粹的广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编出有趣而且传神的故事。对于大学而言，积累资产，积累大楼，积累图书，同时也积累故事。对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积累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代代学生记忆里最难忘怀的。几十年后，诸位重新聚会，记得的，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以及校园里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师们讲授的具体课程。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鲁迅回忆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我想，关于大学、关于大学生活，日后大家记住的，很可能都是你们喜欢的故事，以及你们热爱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体的课程知识。 

各种有关大学的书籍，都会涉及到大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点，我说的这种“音容笑貌”，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属于已经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没有故事值得你们传颂，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

四、关于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YX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的是关于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策略，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一两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的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吊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点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我以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正是在从游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借鉴，理解，模仿，而最终成才。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样的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没什么，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现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里牵涉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两个多月前，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五、关于师道尊严 

关于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包括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约束等，必须回到是否“尊师重道”上来。为师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如何了得？可这是个社会问题，而且非一日之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小故事。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老一辈看待师弟之间的关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个人修养。邓云乡写过一篇《知堂老人旧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说，周作人抗战中当了汉奸，很不光彩，可当年的一些“上过伪学校当过伪学生的”，对师长落井下石，为邓先生所不耻。所谓抗战中的“伪学生”，是个很难谈的问题。大家知道，抗战时，北大南迁，留在北京的学生，不少人只能进入日本人掌控的伪北京大学。八年间，有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就读，怎么看待这些学生？抗战胜利后前来接管的傅斯年，说对于伪大学的伪学生，我们是不承认的。这话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政府打不过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这些无法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呢？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政治家里面，有不少是当年沦陷区的“伪”大学培养出来的。谈北大校史，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讳。其实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学都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平心静气地对待。 

回到邓云乡的文章。周作人当年因汉奸罪，被判刑，学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这样，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特别是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没有撤出去。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讲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7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邓文称，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年代里，有可能失足，这个时候，弟子对师长一辈的失误，应多点理解的同情。如此谈论师弟之间的情谊，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说的是师生之间在学问之外的关联，或者说情感上的纠葛。而我感慨的是，这种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现在的情况是，师生之间，下了课，视同陌路人。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学东渐，新式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养。“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62、16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么做，好处是走出了过去十分严格的师道尊严，坏处是我们看待教师，只剩下了专业知识。 

记得是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那天刚好是教师节，在飞机上，我正在读利奥塔写的《后现代状态》。书里说到，在后现代社会，教师这个职业有可能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的教授，录制他的演讲，通过远程教学的方式传播。这样，既不会出错，又很精彩，这比我们今天这些高高低低的教师要好得多。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个专业一两个教师就够了，其他人赶紧改行。读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想通了，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老师在学校里的工作，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有充当大鱼，让小在后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我曾经说过，当老师很难，站在讲台上，必须照顾到班上所有学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经验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学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你在看着他。课堂上显示的，不止是你的声音，也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神情，还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学生沟通。有时讲课效果好，有时不好，关键在于和学生有没有交流。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成功的讲课，都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是有教学经验的人都能领会到的。老师之于学生，不止是具体知识传授，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养。就算是知识传授，也必须通过沟通和对话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老师这个职业，在我看来，没有消失的可能性。诸位作为师范大学或教育院系的教师和学生，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会对这个职业充满信心。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师生间距离的拉大，我有点担心，韩愈《师说》表达的那种理想，很难再出现。记得1920年代中期，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学校讲课，希望把他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实到现代大学里面去。他希望跟学生们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够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学生。可讲了几年课，梁启超说自己失败了。上课开口，下课走人——他当时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学生也就见一两次面，无法深入交谈。这种状态，和他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康有为念书，完全不一样。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是师生在一起共同生活，这种教育状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教育史的问题，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带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该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十八世纪英国的培养绅士，比如牛津、剑桥，十九世纪德国的培养专门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二十世纪美国大学的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这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西方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这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笔者曾以类似题目，于2004年11月17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厅、11月30日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12月1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专题演讲，现以首师大的记录稿为底本，综合三次演讲，整理成文。本文原刊《教育学报》2005年1期） 

□ 张小彩 / 文
　　做了五年的财经记者后,2004年7月，我有幸成为英国文化协会——《财经》杂志奖学金高级项目的获奖成员之一,到英国学习两个月。
　　这两个月是我五年来第一次跳出日常的采访报道工作，和文化协会邀请的英国媒体专家以及国内同行一起,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审视新闻的报道方式方法，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作为局外人观察国际上著名媒体的工作状态.一些新鲜信息对我的震动是深刻和有益的。

《经济学家》的幽雅
　　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英国《经济学家》面向全球发行,如今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和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人物桌面上的必读物.在那里实习两周,我真正体验了它的幽雅从容,以及这种幽雅从容所带来的深刻独到.
　　也许是读者和市场都不够成熟的缘故,在国内,无论日报、周报和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潜意识里都充满了强烈的新闻情节,都希望在第一时间独家报道新闻,因而杂志、周报、日报,在落点上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彼此混战在一个战场上,很难区分层次.就是所谓的周报抢日报的市场,杂志抢周报的市场”.而《经济学家》却能超然事外,让自己成为纸媒中的贵族,即使在网络的冲击下的今天,发行量也扶摇而上.
　　我在《经济学家》的时候,大约是8月初,那时国际油价暴涨,中国的GDP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有舆论人为中国过分消耗是导致国际油价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煤电缺乏,很多省拉闸限电.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开始在一些场合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那段时间中国倍受关注,每一次编前会上,CHINA都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单词.《经济学家》有一个内部网,可以看到记者为下周写的稿件,那周关于中国的稿件差不多有10篇.最后见报的大概有4篇.那期的封面文章就是<中国的成长痛>,谈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所面临的污染问题和医疗健康体系等问题.
　　他们的叙述方式与我们做新闻的方式完全不同.比如<中国的成长痛>这样开头: "25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是线型的.如果你生活在城市,你会在国有企业或办公室工作.如果你住在农村,你会在人民公社劳动.你不会挣很多钱,但无关紧要,因为,没有很多东西可买.服装你只能选深灰和深篮色的中山装.只有党的干部才可以坐小轿车.其他人的私人交通工具是需要等待好几个月才能买到的罕见的飞鸽牌自行车.”
　　
     其后才提到中国当时的医疗卫生体系,住房状况.然后再谈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后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直到预估2004年底9.2%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后才进入主题谈中国高经济增长速度背后的高污染高能耗以及弱的健康体系问题.
　　我相信,这篇文章如果交给国内很多周报或杂志的记者编辑,很可能在导语中使用电影近镜头的方式,触目惊心地这样写: "中国正面临煤荒电荒!到发稿为止,14个省拉闸限电,煤价飞涨,医疗体系资金严重缺乏…..高速发展的中国正在经受成长痛”.
　　在这个人人心浮气躁的信息时代,《经济学家》 简直幽雅得让人难以置信.
　　那篇题为<患者在何处>的特别报道,谈中国医疗健康体系问题.文章以几个月前发生的安徽假奶粉事件中的一个患儿融融的故事开头: "当融融的父母发现她浮肿时,她才刚几周大.父母带她到村里的诊所和农村医院诊治,他们都没有诊断出她严重的营养不良症.虽然后来他们赔偿了融融父亲作为砖场工人两个半月的工资.但延误的代价却可能是融融的生命.当融的父母带她到城市医院得到确珍时,她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七天后,融融死去了,而医院的帐单相当于她父亲三个月的收入.”
　　《经济学家》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这样慢条斯理,娓娓道来,风格一致.让你拿起这本杂志就不由得想起一盏灯,一杯茶,想起飞机上蔚蓝基调中笼罩在杂志上的那束柔光.

幽雅源于主动放弃
　　这似乎就是经济学家的风格.
　　我们的周报\杂志偶尔也能迈出这种幽雅的方步,但多是在实在无法和日报拼独家,拼时效的情况下.被动中透着许多无奈与遗憾.而《经济学家》的幽雅却是主动选择\坚决放弃而来的,即使他们碰巧能够抓住时效,也毫不动摇.
　　我观察了那期中国环境特别报道---<废品长城>的编辑过程.
　　大约七月初,中国淮河发生了十年来最大的污染事件,133公里长的黑褐色污染团浩浩荡荡经过中下游水域,途经之处几乎摧毁了下游所有的养殖业.国内只有一两家非官方媒体做了详细的调查性报道,并在七月上旬刊出.就时间来看,《经济学家》完全可以用这件发生不久的闻事件做导语.但是,这篇谈污染问题的报道的开头这样写: "点着嘴里的香烟,他用被尼古丁熏黄指甲的手划过大巴村的居民死亡名单,大巴村被当地称为癌症村.这个村位于广东省的北部,有3300个人口.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断言,今年死去的11个村民中,有一半死于癌症,去年死去的31个村民中有14个死于癌症”.
 　　而那件发生不久的污染事件只在文中谈水污染的段落里被一笔带过: "7月下旬中国七大河之一淮河发生污染事件.长133公里的黑褐色污染团沿河而下,杀死了数百万计的鱼类和野生生物.有人说这是工厂倾泻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的.”
　　敢放弃才会更专注,能专注才会有风格,有风格才会有吸引力.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他们在第一落点上的主动放弃才使他们的深度上独树一帜.
　　也许正是这种放弃决定了他们的团队素质.《经济学家》的编辑记者思想成熟.平均年龄比我们国内媒体要大得多. 从编前会的情况看,部门主任级的年龄基本在40岁以上,年富力强,成熟干练.那篇<患者在哪里>的编辑,我相信她的年龄在60岁以上.相当一部分记者编辑有专业背景,比如我认识的两个金融记者,一个在加盟经济学家之前曾为一家美国银行工作六年.另一个为麦肯锡工作九年.而和我一个办公室的那位编辑在我们实习结束时正好度过她的六十岁生日,结束在《经济学家》的工作后,她要去一间大学作院长.
　　十分可贵的是《经济学家》的幽雅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新闻敏锐和对市场的感觉.比如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在我回国后国内一些前沿媒体才开始重点报道.而远在伦敦的经济学家一个多月前已经作了一个漂亮的封面文章和两个特别报道.当我和《经济学家》的金融部副主任探讨他们的读者是否会关心中国的污染和医疗问题时,他说:会.因为其中有很多商业机会.
　　在我看来,能够准确地把握新闻的落点和层次,并找到与市场的接点,然后用幽雅的方式表述,是《经济学家》的成功之处和特有风格
　　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风格也不是一开始就被认同.事实上,这本创办于1843年的杂志在20世纪60 年代还并不象今天这样著名.我认识的另一位《经济学家》的员工似已年近七旬,他告诉我他曾经两次离开《经济学家》.他第一次离开大约就是在70年代.他说那时《经济学家》还是一个很小的杂志.在《经济学家》的电梯旁边,贴着一张图表,是2000年到2004年6月《经济学家》发行量和<金融时报>发行量的一个对比..在这张图上,《经济学家》发行量以一个比较平滑的曲线上升,而<金融时报>则以比较陡峭的曲线下滑. 显然,《经济学家》的风格越来越契合当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冗杂的信息需要甄别\分析\过滤的时代.
　　曾经和一位《经济学家》的那位资深员工探讨那张图表所讲述的事实发生的原因,我们都同意很可能是因为网络的冲击.以综合性,分析性的深度分析报道和幽雅的文风为特色的《经济学家》显然要比做为日报的<金融时报>受到来自网络的冲击小得多.
　　实际上,网络也在冲击着国内的日报.尽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表明网络可以聘用自己的记者,但目前国内很多重大活动的记者席中已经有了网络的位置.日报不可能和网络比速度,拼信息量. 拿份精美的周报或杂志在飞机上,在沙发上品读的时代越来越近.
　　《经济学家》的成功证明,眉毛胡子一把抓终究不如有舍有弃,风格突出更能让人们接受和记住.但是,中国的媒体市场还没有明确的细分;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包围下,人心还比较浮躁.不知道谁愿意学习《经济学家》的幽雅,打造中国的纸媒贵族.

电影剧本写作基础
<悉德·菲尔德>

第一章   电影剧本是什么？
　　
在本章我们将介绍戏剧式结构的示例

　　电影剧本是什么,是一部故事片的指南或概要吗？是蓝图吗？？是图表吗？是一系列通过对话和描写来叙述的形象、场景、段落等就象一串风景画吗，是一些思想的汇集吗?，电影剧本究竟是什么？首先，它不是小说，当然它也绝对不是戏剧。如果你看一部小说而且尝试着去确定它的基本特性时，你会发现那种戏剧性行为动作、故事线等，时常是发生在主 要人物的头脑中。我们（读者）是在偷窥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言语、行为动作、记忆、梦幻、希望、野心、见识和更多的东西。如果出现了另外一位人物，那么故事线则随着视角而变化，但时常是又返回到原来的主要人物那里。在小说中，所有的行为动作都发生在人物的头脑中──在戏剧性行为动作的"头脑幻景"之中。
　　　　在戏剧（舞台剧）中，行为动作和故事线则发生在舞台前拱架下面的舞台上，而观众是第四面墙，偷听舞台人物的秘密。人物用语言来交谈他们的希望、梦幻、过去和将来的计划，讨论他们的需求、欲望、恐惧和矛盾等。这样，戏剧中的行为动作产生于戏剧的对白语言之中，它本身就是用口头讲述出来的文字。
　　　 电影则不同。电影是一种视觉媒介，它把一个基本的故事线戏剧化了。它所打交道的是图像、画面、一小片和一段拍好的胶片；一个钟在滴滴答答地走动、一个窗子正在打开、一个人在看、两个家伙在笑、一辆汽车在弯道上拐弯、一个电话铃在响等等。一个电影剧本就是由画面讲述出来的故事，还包括语言和描述，而这些内容都发生在它的戏剧性结构之中。
　　一部电影剧本就是一个由画面讲述出来的故事。它象名词(noun)──指的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在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去干他或她的事情。所有的电影剧本都贯彻执行这一基本前提。一部故事片是一个视觉媒介，它是把一条基本的故事线加以戏剧化。如同所有的故事一样，它有一个明确的开端、中段和结尾。如果我们拿来一个电影剧本，把它象一幅画那样挂在墙上来审视，那么它看起来就象下面那个图表。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开端(beginning) 中段(middle) 结尾(end)
　　 │ │
　　Ａ──&#8226;───┼───&#8226;──┼─────Ｚ
　　 │ │
　　建 置(setup) 对抗 (confrontation) 结 局(resolution)
　　第1～30页 第30～90页 第90～120页
　　 情节点Ⅰ(Plot Point) 情节点Ⅱ
　　 第25—27页 第85—90页
　　
　　所有的电影剧本都包括这一基本的线性结构。
　　我们把这一电影剧本的模式称之为示例(Paradigm)①。它就是一个模特儿，一个式样，一个构思的规划。表中的示例象一张桌子：一张桌面加上（通常是）四条腿。在此示例范围内，可有方桌子、长桌子、圆桌子、高桌子、矮桌子、矩形桌子、可调节的桌子等等。以此示例为样板，我们可以随意制作各种各样的桌子──反正都是一张桌面加上（通常是）四条腿。这个示例是确定无疑的。上面的图表就是一个电影剧本的示例。下面我们将其分解：第一幕，或称开端 一个标准电影剧本的篇幅大约有120页，或长两个小时。不论你的剧本全用对话、全用描写，或两者兼有之，均可按一分钟一页来计算。规矩是不变的──电影剧本中的一页等于银幕时间一分钟。第一幕是开端，可看成建置(setup)部分，这是因为你要用30页左右的稿纸去建置（确定）你的故事。如果你去看电影，你时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判断──你是否喜爱这部影片。今后看电影时，请注意一下，你需要多长时间做出你是否喜爱这部影片的决定。一般大约十分钟左右。也就相当于你的电影剧本的头十页。你应该及时地抓住你的读者。你应该用大约十页的篇幅来让读者明白谁是你的主要人物，什么是故事的前提，故事的情境是什么。以《唐人街》(Chinatown)为例：第一页使我们知道杰克&#8226;吉蒂斯（杰克&#8226;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饰)是地区调查所的一位不拘小节的私人侦探。在第五页我们认识了一位墨尔雷太太（狄安娜&#8226;莱德Di-ane Ladd饰) 。她要雇用杰克&#8226;吉蒂斯去调查"我丈夫和谁正在乱搞"。这是这部电影剧本的主要问题，而且它提供了一股导致最后解决的戏剧动力。在第一幕结尾处要有一个情节点。所谓情节点就是一个事变或事件，它紧紧织入故事之中，并把故事转向另一方向。这一事件一般出现在第25～27页之间。在《唐人街》之中，当报纸上发表了声称墨尔雷先生在"爱巢"之中被人抓住的故事之后，真的墨尔雷太太（费伊&#8226;邓纳维Faye Dunaway饰) 和她的律师来到事务所，恐吓说要提出诉讼。她是不是那位雇用杰克&#8226;尼科尔森②的真的墨尔雷太太？又是谁雇人冒充墨尔雷太太呢？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个事件就把故事转引到了另一个方向：杰克&#8226;尼科尔森作为事件的幸存者必须弄清楚，是谁在摆布他，并且为了什么。
　　第二幕，或称对抗
　　第二幕是你故事的主体部分。一般是在剧本的第30页至90页。它之所以称为电影剧本的对抗部分，是因为一切戏剧的基础都是冲突(conflict)。一旦你给自己的人物规定出需求(need)，亦即在剧本中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你就可以为这一需求设置障碍(obstacles)，这样就产生了冲突。在《唐人街》这个侦探故事中，第二幕就是杰克&#8226;尼科尔森与一些势力发生了冲突，这些势力不愿意让他调查出谁应该对墨尔雷先生之死以及争水丑闻负责。杰克&#8226;尼科尔森所需要克服的障碍支配着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动作(dramatic action)。第二幕结尾处的情节点一般发生在第85页至90页之间。在《唐人街》中，第二幕的结尾的情节点就是：杰克&#8226;尼科尔森在墨尔雷先生被谋杀的水池中找到了一副眼镜，并知道它不是墨尔雷的就是属于那个谋杀者的。这样就把故事引入到结局部分。
　　
　　第三幕，或称结局
　　第三幕通常发生在第90页至第120页之间，是故事的结局。故事是如何结束的？主人公怎么样了？他是活着还是死了？他是成功还是失败了？等等。你的故事需要有一个有力的结尾，以便使人理解并求得完整。那种模棱两可，含义暧昧的结尾，现在已经过时了。所有的电影剧本都贯彻着这一基本的线性结构。戏剧性结构可以被规定为：一系列互为关联的事情、情节或事件按线性安排最后导致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如何安排这些结构组成部分，决定了你的电影的形式。以《安妮&#8226;霍尔》(Annie Hall)为例，它是一个由闪回来叙述的故事，但也有一个明确的开端、中段和结尾。《去年在马里昂巴德》(Annee derniere a Marienbad)也是一样。《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和《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都是如此。所以这个示例是起作用的。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 │
　　────&#8226;─┼──────&#8226;─┼─────
　　│ │
　　建置 对抗 结局
　　
　　情节点Ⅰ 情节点Ⅱ
　　
　　Ⅰ Ⅱ
　　
　　它是一个模特儿，一个式样，一个构思的规划；一个技巧高超的电影剧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电影剧本结构的总观。如果你弄清楚了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以简单地把你的故事"装"进去就行了。所有的好电影剧本都符合这个示例吗？肯定是的。但不必盲目相信我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件工具来使用它；对它发生疑问，去研究它，并且思考它。也许有人不相信它。可能不相信会有什么开端、中段和结尾。你可能说：艺术如同生活一样，它充其量不过是在某个巨大的中间部分中偶然发生的几个个人的"重要时刻"，并没有什么开端也没有什么结尾。它正如库特&#8226;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所称，是"一系列偶然的时刻被随意地串联在一起"。
　　我不同意上述这种看法。请问：一个人出生、生活到死亡，难道不象是开端、中段和结尾吗？想一想伟大文明的兴起与衰亡吧──如：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帝国，它们都是从一个小小的社团萌芽，发展到权力鼎盛时期，然后衰败直至覆灭。想一想一颗星的诞生与消亡，或者宇宙的开端，根据现在大多数科学家已经赞同的"大统一"理论，如果宇宙有其开端的话，那它必然也应该有一个结尾。想一想我们身体的细胞吧！它们从补充、恢复到再生这一循环周期要用多少时间呢？只要七年──在七年中我们身体中一些细胞要死亡，别的一些细胞要生殖、活动、死亡，然后再生。想一想你获得某项新工作的第一天吧！你要和新同事相识，要承担一些新的职责，直到后来你决定离职、退休或者被解雇。电影剧本也毫无例外。它们有自己明确的开端、中段和结尾。这是戏剧性结构的基础。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示例的话，那请再做一次检验，来证明我错了。请去看一部影片或看几部影片，看一看它们是否符合这个示例。如果你对电影剧本写作感兴趣的话，你就应该时常这样去做。你看的每一部影片都能成为你的学习材料，帮助你理解什么是故事影片，什么不是故事影片。你还应该尽可能多读电影剧本，以便使你明白剧本的形式和结构。现在很多电影剧本印成了书，在许多书店里出售。也有一些剧本已绝版了，但你可以在自己的藏书里去找，或者从大学里的戏剧艺术部的图书馆里去借阅。我让我的学生们阅读并研究一些电影剧本，如：《唐人街》、《网络》(Network)、《洛奇》(Rocky)、《秃鹰的三天》(Three Days of the Condor)、《非法挣钱人》(Hastler)（选自简装本的罗伯特&#8226;罗逊的《三个剧本集》，现已绝版）、《安妮&#8226;霍尔》，《哈罗德与摩德》（Harold and Maude）等。这些剧本都是很好的教材。如果找不到它们，那就读一下你所能看到的任何电影剧本，读得越多越好。
　　
　　示例是有用的。它是所有好的电影剧本的基础。
　　
　　练习：
　　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当影院光线暗淡下来影片开始后，请问一下你自己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能做出"喜欢"或"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决定。一旦你明确做出决定后，请看一下手表，记下时间。如果你发现一部你真正欣赏的影片，不妨再看一遍。看一看这部影片是否真正符合这个示例。再看一看你自己能否分解出各个部分，找出它的开端、中段和结尾。记下：故事是如何开始建立的，你需要多少时间能知道这个影片讲的是什么，你是否被这部影片所吸引，或者是被硬拖到影片故事中去。然后再找出第一幕结尾处与第二幕结尾处的情节点，看看它们是如何导致结局的。
　　
　　————————
　　①原文Paradigm本书均译为"示例"。但这个词的实际意义比通常我们所理解的示例有更广泛的外延涵义。在语法学中，这个词专指（动词、名词的）词形变化表。而本书作者使用这一词则指电影剧本结构的变化表，为了统一，本书内则把此词译为"示例"。
　　②本文作者在分析电影剧本及影片时，习惯把剧中人和扮演者混在一起议论。

　　第二章 主 题
　　
　　在本章我们将探索主题的性质
　　
　　你的电影剧本的主题是什么？它讲述的是什么？
　　记住一个电影剧本就象名词──指的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去干他（她）的事情。这个人就是主人公，而干他（她）的事情就是动作（action）。当我们谈论电影剧本的主题时，我们实际谈的是剧本中的动作和人物。动作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人物，就是遇到这件事情的人。每个电影剧本都把动作和人物加以戏剧化了。你必须清楚你的影片讲的是谁，以及他（她）遇到了什么事情。这是写作的基本观念。如果你想写三个家伙抢劫蔡斯•曼哈顿银行的话，你就应该把它戏剧化地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你的焦点应集中在人物（三个家伙）和动作（抢劫蔡斯•曼哈顿银行〕上。每个电影剧本都有个主题。以《邦妮与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为例，它讲的是大萧条时期，克莱德•巴巴罗匪帮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抢劫根行以及他们终于落网的故事。动作和人物，这是使你的一般化想法成为特殊的戏剧化前提的要素。而这就是作电影剧本的起点。每个故事都有明确的开端、中段和结尾。在《邦妮与克莱德》之中，开端把邦妮与克莱德相遇，以及他们结成匪帮戏剧化了。中段叙述他们抢劫几家银行，警察在追捕他们。在结尾处，他们被社会势力所制服并且被打死。这里有建置，有对抗，有结局。当你能够通过动作和人物，用寥数语说明主题时，你就开始扩展到形式和结构的要素了。也许刚开始时，你要用好几页纸去叙述故事，而不能一下子抓住基本要点，你也不会把一个复杂的故事压缩为简单的一、两句话。别着急！只要坚持做下去，你渐渐就能明确而清晰地说明自己故事的思想。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故事说的是什么，试问，那还有谁知道？是读者还是观众？如果连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那怎么能期望别人知道呢？剧作家在决定如何把故事戏剧化时，常常要进行选择和履行责任。选择和责任──这两个词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每个创造性的决定都来自选择而不是强求来的。你的主人公走出一家银行，这是一个故事；如果他跑出一家银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有些人已有一些想法，他们准备将其写进电影剧本之中。也有一些人没有。你怎样去寻找一个主题呢？报纸或电视新闻所提供的一个主意，或者你朋友或亲戚遇到的一些事件，都可能成为一部影片的主题。象《三伏天下午》在拍成影片之前，不过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当你寻找一个主题时，那个主题也在找你。你也许会在某地、某时──没准儿正是你最不注意时，一下子发现了它。你也许会着手搞这个主题，或许不搞，完全听君自便！《唐人街》就是从那一个时代的旧报纸上找到的一件洛杉矶争水丑闻发展而成的。《洗发》（Shampoo）是由一位著名的好莱坞发型 设计师所遇到的几个事件发展而成的。《出租汽车司机》（Taxi Driver）写的是在纽约城内驾驶出租汽车的那种孤独感的故事。而《邦妮与克莱德》、《卖花生的卡西迪与跳太阳舞的小伙子》（Butch Cassidy and Sundance Kid）和《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都是由真人真事发展而成的。你的主题会找到你的，只要你设法去发现它。这简单极了！请相信自己。从寻找一个动作和一个人物开始做起！当你能够通过动作和人物简明地表达你的想法时，当你能够用名词来表示它──我的故事是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在干他（她）的这件"事情"时，你已经在开始你的电影剧本写作的准备工作了。下一步是扩展你的主题。赋予剧本中的动作以血肉，把焦点集中在剧中人物身上，这样就扩展了故事线和突出了细节。要想方设法去收集素材。这对你是非常有益的。有些人对进行调查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产生疑惑。依我之见，调查研究工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写作必须要有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则意味着收集情报。请记住：写作的最难之处在于作者要知道写什么。通过调查研究──无论是从文字材料如：书籍、杂志或报纸等，还是进行个人采访，你都能获得情报。你收集的这些情报则使得你能从选择和责任的角度去处理它们。你可以从你收集的材料中，选择一部分使用，或全部使用，或干脆不用，完全听君自便。但是这要取决于你的故事。不用它们，是因为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它们始终与你和你的故事相违。
　　有不少人在头脑中只有个模糊不清、尚未充分形成的想法时，就开始动笔了。结果往往写了大越30页左右，就写不下去了。不知道下面该写什么，或者往哪里发展，于是便生起气来，不知所措，甚至感到灰心丧气，最后干脆放弃，宣告失败。如果必须或有可能进行个人采访的话，你会意外地发现：大多数人是十分乐意尽力来帮助你的，而且他们时常会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去帮助你找到准确的情报。个人采访还有其它好处：它们会比任何书籍、报纸和杂志提供更直接和更自然的视角。对你来讲，个人采访是仅次于你个人亲自体验的第二件好事。请记住：你知道的越多，你所能传达的也就越多。而且当你做出创作决定时，请你一定站在选择和责任的高度上去处理。最近我有机会写这样一个与克雷格•布利德洛弗（Craig Breedlove）有关的故事。他曾是地面最高速度的世界记录创造者和保持者。他也是第一个在陆地上先后每小时行驶四百英里、五百英里和六百英里的人。克雷格曾经发明了一辆火箭汽车，他以每小时四百英里的高速跑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这个火箭系统正是载人登月的那个火箭系统。我要写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人驾驶火箭船打破了世界水面速度纪录。但是火箭船实际上并不存在，至少迄今尚未存在。于是我就需要为我这个题材做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工作。诸如：水面最高速度是多少？怎样才能打破这个纪录？靠火箭船能打破这个纪录吗？如何正规测定船的时速呢？在水面上一只船能超过每小时四百英里这样的高速吗等等。从一系列谈话中，我了解了火箭系统、水中最高速度、以及如何设计和建造一只赛艇等。而且从这些谈话中产生了一个动作和一个人物，以及如何把事实与虚构融合成一条戏剧性的故事线的方法。
　　这条规则值得再重复一遍：你知道的越多，你所能传达的也越多。调查研究工作是电影剧本写作的具体要素。一旦你选择了一个主题，并能以一、两句话扼要地表达出来时，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初步的调查研究了。决定一下你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丰富对你主题的知识。《出租车司机》的作者保尔•施雷德（Paul Schrader），曾想写一部事情发生在火车上的影片。于是他乘火车从洛杉矶到纽约。当他从火车上走下来时，他意识到他没有找到什么故事。他根本没发现一件故事。没关系，另选一个主题好了。施雷德接着写出了《困惑》（Obsession）。而科林•希金斯（Colin Higgins）──《哈罗德与摩德》的剧作者，却写出了一件发生在火车上的故事《银带》（Silver Streak）。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在写《咬子弹》（Bite The Bullet）这个剧本之前，曾整整用了八个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在这期间他没有在稿纸上写下一个字。他写《专家们》（Professio-nals）和《冷血》（In Cold Blood）时也是如此，尽管后者是根据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一本很有研究的著作改编的。《午夜牛郎》的作者沃尔都•萨尔特（Waldo Salt）为简•方达（Jane Fonda）写了名为《归家》(Home Coming)的电影剧本。他的调查研究包括与二十六名以上的在越南战争中受伤而下肢瘫痪的老兵进行的谈话，全部谈话录音长达二百小时。
假如你想写一个自行车运动员的故事，你就要考虑他是个什么样的运动员？是短程速度运动员呢还是长距离赛运动员？在什么地方举行自行车赛？你想把你的故事安排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城市？有没有其它不同形式的比赛或循环赛？都有什么样的协会和俱乐部？每年要举行多少次比赛？国际性比赛情况如何？这样的比赛与你故事有关吗？人物是谁？他们都骑什么型的自行车？怎样才能成为自行车运动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你着手写以前认真回答。调查研究会给你一些想法，使你对人物、情境和故事发生地点有所认识。它还可以给你一定程度的信心，从而使你始终能高于你的主题，让你站在选择的高度而不是强求或无知的地位上去处理这一主题。
　　请先从主题开始。当你想到主题时，要想到动作和人物。如果我们画个图表的话，那它就是这样的：
　　
　　 主 题
　　 |
　　┏━━━━━━━━━┓
　　动 作 人 物
　　| |
　　┏━━━┓ ┏━━━━━┓
　有形的 情绪的 明确其需求 动作

即是人物表中列出了两种动作：有形的动作和情绪的动作。有形的动作，如《三伏天下午》中的抢劫银行；《子弹》或《法国关系》（French Connection）中的汽车追逐；《滚球》（Roller ball）中的赛跑、竞赛或球赛等等。情绪的动作则是另一些影片的戏剧中心。如《爱情的故事》(Love Story)，《艾丽斯不再住在这儿了》（Alice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和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关于一个分崩离析的婚姻的杰作《蚀》（l'Eclisse）等。大多数影片兼有这两种动作。《唐人街》就创造了有形动作与情绪动作间的微妙的平衡关系：当杰克•尼科尔森揭露争水丑闻时，他的动作是与他对费伊•邓纳维的感情相互联系的。在《出租汽车司机》中，保尔•施雷德想把孤独感加以戏剧化。所以他选择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作为他的银幕形象。出租汽车就象大海中的一条小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走了一程又一程。在他的电影剧本中，小汽车作为戏剧性的隐喻，它毫无感情的牵挂，毫无根据、毫无任何联系地在城市之中巡驶，是一个故苦伶仃的存在物。动笔时，先问一下自己要写的是什么故事。是一部户外的惊险动作的影片，还是一部描写复杂关系的情感的影片？当你一旦决定想要写哪一种动作之后，就可以进而考虑剧中人物了。
　　首先，要明确你的人物的需求（need）。你的主人公想要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是什么驱使他走向故事的结局的呢？在《唐人街》中，杰克•尼科尔森的需求是要弄清楚究竟是谁在摆布他，以及为什么。在《秃鹰的三天》中，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的需求是要知道是谁想杀死他，以及为什么。你必须明确你的人物的需求:他想要什么？在《三伏天下午》这部影片中阿尔•帕齐诺(Al Pacino)抢劫银行是为了有一笔钱为他的男性恋人做改变性别的手术。这就是他的需求。如果你的人物想要发明一套方法在拉斯•维加斯城的赌桌上取胜的活，那么他需要赢多少钱才能弄清楚他的这套方法是否有效呢？你剧中人物的需求，向你的故事提供了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和一个结尾。而你的人物是如何达到或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则成为你的故事的动作。一切戏剧都是冲突。如果你已经清楚自己人物的需求，那就可以设置达到这一需求而要克的种种障碍。他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就成了你的故事本身。冲突、斗争、克服障碍这就是一切戏剧的基本成分。喜剧，亦是如此。剧作家的责任就是创造足够的冲突去使你的观众或读者发生兴趣。故事始终要不断向前发展，直至它的解决。上述就是你对主题应该了解的一切。如果你已经清楚了自己电影剧本中的动作和人物，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物规定需要，然后为实现这一需求设置种种障碍。三个家伙抢劫蔡斯•曼哈顿银行的戏剧性需求，是直接与他们抢劫银行的动作相联系的。对这需求的障碍造成了冲突──如：银行里各种各样的警报系统、保险库、门锁、以及他们为逃跑要克服的安全措施等等。（没有一个家伙去抢银行而希望自己被抓住的！）人物要计划该如何下手，这意味着在他们实现抢劫之前，需要广泛地观察和研究，准备一个精密的行动计划等。象《邦妮与克莱德》那样随便闯入银行强行抢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午夜牛郎》中乔恩•沃伊特（Jon Voight）到纽约是想找女人吊膀子。这就是他的需求，也就是他的梦想！他自己觉得他将会得到很多钱，同时满足很多女人。他面对的障碍是什么呢？他被达斯汀•霍夫曼（DustinHoffman）耍弄了，钱也花光了，既无亲友又无工作，而纽约的女人则根本无视他的存在。一切都是梦！他的需求和纽约城的冷酷现实直接发生了抵触。这就是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没有需求，就没有人物。没有人物也就没有动作。作家司考特•费兹格拉德（F.Scott F-itzgerald）在其作品《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个将军》中写道："动作即是人物！"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言谈，表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着手探索主题时，你会发现你剧本中的一切事情都是互为关联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纳入的，或仅因为它机智可爱而被纳入的。莎土比亚有句名言："即便一只麻雀的死，亦有特殊的天意。"而宇宙的自然法则是：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力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这一法则也适用于你的故事。这就是你电影剧本的主题。
　　要了解你的主题！
练习： 为你要写的电影剧本选择一个主题。然后通过动作和人物用几句话表达出来。
附注： 现将本书中提到的主要几部电影作品简介如下：
　　《唐人街》 编剧：罗伯特•汤纳，导演：罗曼•波兰斯基。1974年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曾获1974年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剧本奖。影片以三十年代洛杉矶争水事件为背景，揭露上层阶级唯利是图和荒淫无耻的本性。
　　《教父》 编剧：马里奥•普佐、佛兰西斯•科波拉，导演：弗兰西斯•科波拉。1972年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曾获1972年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中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三项奖。影片描写了美国纽约的黑手党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
　　《出租汽车司机》 编剧：保罗•施雷德，导演：马丁•斯考西兹（Martin Scorsese）。1976年拍摄，获1976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影片通过一个年轻出租汽车司机的遭遇，反映了美国下层社会人们的痛苦与动荡不安的生活，但同时又宣扬了暴力行为。
　　《邦妮与克莱德》 编剧：罗伯特•班顿（Robert Ben-ton）、大卫•纽曼（David Newman），导演：阿瑟•佩恩（Arthur Penn）。1967年出品。曾获得1968年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中最佳编剧与最佳女演员两项奖。影片是根据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的：一对夫妻组成匪帮铤而走险抢劫银行，被警察追捕亡命天涯，最后终于惨死的故事。这个故事已数度拍成影片。
　　《艾丽斯不再住在这儿了》 编剧：大卫•萨斯坎德，导演：马丁•斯考西兹。曾获1974年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女主角奖，并获1975年英国电影电视艺术院的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四项大奖。影片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丧夫后的艰难生活和爱情挫折。
《秃鹰的三天》 编剧：小劳伦佐•杉波儿、大卫•雷菲尔，导演：西•波拉克（Sydney Pollack）。1977年拍摄。影片表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勾心斗角的故事。
《总统班底》 编

第三章 人 物
　　
　　在本章我们要讨论人物的创造
　　
　　如何去创造人物呢？
　　什么是人物？如何决定你的人物是开小汽车呢，过是骑自行车？如何规定你的人物、他的动作与你讲的故事之间的联系？
　　人物是你电影剧本的根本基础，它是你故事的心脏、灵魂和神经系统。在动笔之前，你必须了解你的人物。请了解你的人物！你的主要人物是谁？你讲的是谁的故事？如果你的故事是关于三个家伙抢劫曼哈顿银行的话，那么这三个人中哪一个是主要人物呢？你必须选择一个人物作为主要人物。在《卖花生的卡西迪与跳太阳舞的小伙子》里，谁是主要人物呢？卖花生的是。他是作出决策的人。影片中，卖花生的有一大段台词向跳太阳舞的小伙子吹嘘自己过去常干的野蛮勾当。这时，罗伯特•雷福德（扮演跳太阳舞的小伙子）默默地望着保罗•纽曼（Paul Newman）（扮演卖花生的），然后未发一言就走开了。纽曼自言自语道："只有我有远见，世界上其余的人都是近视眼！"确实如此。在电影剧本中，卖花生的卡西迪的确是主要人物——他是订计划的人，采取行动的人。由卖花生的带头，跳太阳舞的小伙子跟随。是卖花生的出主意到南美去。他知道他们逍遥法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要想逃脱法律和死亡，他们必须出走。他说服了跳太阳舞的小伙子和埃塔•普莱斯眼他出走。跳太阳舞的小伙子是个重要人物，但不是主要人物。一旦确定了主要人物，你就可以探索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物雕像。人物性格刻划的方式有好几种，全都切实可行，但是你必须为自己选择一种最好的方式。下面简要介绍的方法，可供你在发展自己的人物时选择使用——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不用。首先，确定你的主要人物。然后，把他（她）生活的内容分成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生活与外在的生活。人物的内在的生活是从他出生到影片开始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这是形成人物性格的过程。人物的外在的生活是从影片开始到故事的结局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这是揭示人物性格的过程。电影是一种视觉媒介。你必须设法从视觉上去揭示人物的矛盾冲突。你不可能去揭示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以上就是，了解你的人物与在纸上把他或她揭示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用图表表示，见下图）
　　
　　人 物
　　 ━━━━━━━━━
　　（从出生到影片开始） ┃ （从影片开始直到结束）
　　 ┃
　　内在的..............................外在的
　　 ━━━━━━
　　 ┃ ┃
　　 形成┃ 人物 揭示┃ 人物
　 ━━━━━━━━━━━━━━━
　┃ 人物的 ┃ ┃确 定 动作即 ┃
　┃ 个人经历┃ ┃其要求 是人物 ┃
要从内在的生活开始。你的人物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是个男性，那在故事开始时，他有多大年纪？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城市还是农村？然后——他出生在哪儿？他是个独生子，或者还有兄弟姐妹？他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童年生涯，是幸福的呢，还是不幸的？他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他又是个什么样的儿童，是个开朗的、性格外向的孩子呢，还是个认真的、性格内向的孩子？如果你从出生来系统地阐述你的人物，你就会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在在眼前形成。接下去，要追溯他的学生生活，直到进入大学后。然后问一下，他是结婚了，还是单身、丧偶、分居或离婚呢？如果他已结了婚，那么他结婚有多久并且和谁结婚？是青梅竹马的恋人，还是萍水相逢的呢？是经过长时间恋爱的呢，还是没有恋爱过的？写作要具备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并且找到答案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展人物称之为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你实际上是在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寻找答案。一旦你以人物的传记方式确定了人物的内在生活，你就可以进入到故事的外在的部分了。人物的外在的部分发生在电影剧本的开始到最后的淡出之间。细查各种人物生活中的种种关系是很重要的。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或生活方式，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呢？他们是否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不同呢，希望做另一种工作，有另一种妻子，或者希望自己是另一种人呢？如何把你的人物揭示在纸上呢？首先，要逐个分析他们生活的各种因素或各个组成部分。你应该通过人物与其他人或事件的关系来创造你的人物。所有的戏剧性人物都在三个方面相互作用：
　　1）在争取他们的戏剧性需求过程中所经历的冲突。比方说，他们需要钱去买抢劫曼哈顿银行所需的器械。他们如何得到这些钱呢？是靠偷窃，还是靠抢劫人或抢劫商店呢？
　　2）他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敌对的、友好的，抑或是冷漠的。请记住：戏剧就是冲突。法国著名的电影导演•雷诺阿(Jean Renoir)曾跟我说过:描写一个混蛋比描写一个好小伙子更有戏剧性效果。这是值得我们好
　　好想想的。
　　3）他们内在的相互作用。我们的主人公要克服自己那种害怕坐牢的恐惧，才能成功地进行抢劫。这时，恐惧就是一种情绪因素，必须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以便加以克服。凡是曾经成为这种情绪的"牺牲品"的人都知道恐惧是什么滋味！
　　怎样使你的人物既真实而又是多侧面的呢？
　　首先，把你的人物的生活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职业的（Professional）生活部分，个人的（Personal）生活部分，私生活（Private）的部分。①
　　职业的生活部分：你的人物是以什么为生呢？他在哪里工作？他是一位银行副经理吗？是位建筑工人吗？是流浪汉？是科学家？是拉皮条的？等等。他或她是干什么的？如果你的人物在办事处工作，那他在办事处里干什么工作？他与他的同事的关系如何？他们相处融洽吗？互相帮助吗？互相信任吗？下班之后他们有交往吗？他与老板相处如何呢？是关系很好呢，还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或嫌薪金太少而有所怨恨呢？如果你能够确定并挖掘出主要人物与他生活中的其他人物的关系，那你就是在创造人物性格和观点了。而这些正是塑造人物的起点。个人的生活部分：你的主人公是单身独居，丧偶,还是结了婚的？是分居，还是离婚的？如果是已婚，那么是和谁给的婚？在什么时候成婚的？他们的夫妻关系如何？他们喜过社交还是深居简出呢？是有很多朋友和社交活动呢，还是朋友甚少呢？他们的婚姻关系是牢固的呢，还是主人公正在考虑或已经有了婚外的男女关系呢？如果他是孑然一身，那么他的单身生活如何？他离婚了？一个离了婚的人是有不少戏剧可能性的东西。当你对自己的人物有所疑惑时，那就看看自己的生活。问一下你自己——如果你处在那种情况下，你若作为那个人物会怎样去做？规定出你的人物的关系。私生活部分：当你的人物独处时，他作些什么？是看电视，还是进行体育锻炼呢——例如散步啊，骑自行车啊等。他有没有爱畜？是什么样的爱畜呢？他是集邮呢还是有什么别的爱好呢？简言之，这包括人物生活中独处时的那部分生活！
你的人物的需求是什么？在你电影剧本中他或她要求什么?要明确你的人物的需求。如果你的故事讲的是位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公里汽车赛的赛车手，那么他要求的就是在这场比赛中获胜。这就是他的需求。沃伦•彼蒂(WarrenBeatty)在《洗发》中的需求是要自己开一家理发店。这一需求在整个剧本中推动着他的动作。在《洛奇》之中，洛奇的需求就是要和阿波罗•克里德打完十五回合时自己还不倒下。
一旦你确定了人物的需求，你就能对这些需求设置障碍。戏剧就是冲突。你必须弄清楚你人物的需求，然后才能对需求设置障碍。这就赋予你的故事以一种戏剧性的张力(dr-amatic tension),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往往是初学者的剧本中所缺乏的东西。
　如果把人物的观念加以图解，即如下图：
　　
　　人 物
　　 ━━━━
　　 ┃
　　┏━━━━━━━━━┓
内在的─形成人物 外在的─揭示人物
　　┃ ┃
　　人物传记 ┏━━━━━━┓
　　 确定需求 动作即是人物
　　 ┃
　　┏━━━━━┳━━━━━━━┓
　　职业的 个人的 私生活的
　　┃ ┃ ┃
　　工 作 婚姻状况和社会关系 独处人物的实质是动作。
你的人物实际上是他所做的事。电影是一种视觉媒介，剧作家的责任就是选择一个视觉形象或画面，用电影化的方式使他的人物戏剧化。你既可以在炎热的旅馆小房间里安排一个对话场面，也可以把这个场面安排在海滩上。前一个在视觉上是封闭的，后一个在视觉上是开放的和动态的。这是你的故事，由你自己选择。请记住：一部电影剧本就是一个由画面讲述的故事。这就象罗德•斯蒂沃特（Rod Stewart）唱的那样".........每一张画面都在讲一个故事"。种种画面和影像揭示了人物的各个方面。在罗伯特•罗森的经典作品《非法挣钱人》一片中，一种肉体的缺陷象征着人物的某个方面。由匹普•劳拉（Pi-per Laurie）扮演的那个姑娘是个跛子；她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她在感情上也是一个跛子：她酗酒，没有生活目的。肉体上的跛——从视觉上——衬托出精神上的特点。萨姆•皮金巴赫（Sam Peckinpah）在《不法集团》（The Wild Bunch）中也是这样做的。由威廉•霍尔顿（William Holden）扮演的人物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他几年之前一次抢劫未遂的后果。它代表了霍尔顿的人物的某一个方面，展现出他是一个"在变化着的土地上的没有变化的人"，——这是皮金巴赫所喜爱的主题之一，他是个晚生了十几年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唐人街》中，尼科尔逊的鼻子被划伤，这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侦探，是一个喜欢"东闻西嗅"的人。肉体上的残疾——作为人物刻画的一个方面——是戏剧的陈规旧套，历史久远。可以想到《理查三世》中的理查②，或者是奥涅尔和易卜生的戏剧中那些患有肺结核病或性病而遭到打击的人物。从创作人物的传记开始形成你的一个人物，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动作和合理的形体特征，揭示出人物来！动作就是人物！对话是什么呢？对话是人物的一种机能。如果你了解你的人物，对话就很容易随着故事的展开而顺流直下。但是有很多人为对话而焦急，担心对话会蹩脚和做作。这完全有可能。那么该怎么办？写对话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是一个协调的行动。你写得越多它就越来越容易。在你第一稿的前六十页之中会到处出现别扭的对白，这没关系。别担心这些，写到后六十页它就会流畅并起作用了。你写得越多，它就变得越容易。这时，你可以再回来把你电影剧本中前半部分的对话修改顺畅。对话的功能是什么？对话是和你人物的需求、他的希望与梦想相互联系的。对话应当起什么作用呢？对话必须把你故事的信息或事实传达给观众。它必须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它必须提示人物。对话必须展现人物之间和人物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展现人物的感情状况和性格的独特之处。对话来自于人物。请了解你的人物
　　
　　练习：
　　确定一个动作与人物的主题。选择你的主要人物并挑选两个到三个重要人物。写出三页到十页的人物传记，如果需要，可以再多写几页。从人物的出生一直写到现在，直到你的故事开始为止。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也适用于写过去生活的剧本。在整个电影中，分别根据职业的、个人的和私生活三个生活部分（简称三P）来创作你主要人物的种种关系。思考你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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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个字都以字母P为开头，所以被简称为三P。
　　②《理查三世》（RichardⅢ）是莎士比亚著名历史剧之一。1956年在英国改编为电影，由著名电影艺术家伦斯•奥立维尔导演并主演。